第181章：刨根问底

共产党怕就怕认真两字，就怕刨根问底。

假设前面硬着头皮赞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不能破产，工人不能失业，是特殊的政府形态，那下一个课题就来了。

国有企业工人薪资怎么发？参考政府干部还是工勤定级别？给不给发奖金？企业效益好和效益差，工资一样么？奖金一样么？

如果不管效益好坏，收入都一样，凭什么觉得别人有动力把厂子效益搞上去？

如果收入与效益挂钩，那怎么参考政府级别定收入？政府干部和工勤能按照当地财政收入高低定工资么？

如果这也能，那工资制与统收统支的财政原则还要不要贯彻了？

更重要的是，就因为看到各地机关经营商业给干部们发福利、发奖金闹出很多事，中央才一刀切，禁止所有政府机关、军队介入商业体系，已办实体全都移交给地方企业或脱钩处理。

一方面规定政府、军队不能经商，一方面说国有企业是特殊政府，这自我巴掌扇起来好玩？党的威信、文件的权威还要不要了？

林冠华提课题很刁钻，他不用国营企业，用国有企业这个词。

国营不等于国有，国营肯定国有，但国有不一定国营。

公私合营状态下，很多企业控股权已在国家手里，按51年5月中央文件确定的新标准计入国有经济及公有制经济成分，显示中国确实在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型。

你要说国营企业不能破产，国有企业可以破产，那你自已这社会主义皮就盖不住了；但你要说公私合营企业也不能破产，那上海一堆私营企业主会过来找你，请你想办法把破产企业重新恢复起来。

尤其上海那些纺织企业在化纤打击下，好多关停并转，其实有些已完成公私合营，如不能破产失业，那私方和工人找上门来你给不给恢复？拿不拿财政托底？

主席点点头：“你这几个重点议题和一个引申议题很有针对性，上次我们与马林科夫的论战就隐隐约约提到了该领域，当然一波同志没你这么猛，直接讲到破产、过剩。

因为一般意义上的破产、过剩、失业都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尤其苏联已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谈这个似乎不太妥当。

另外目前情况也特殊，苏联的东西不是过剩，而是短缺；工人不是失业，而是劳动力不足，甚至想法子从我们这里捞人。

国情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拿人家的标准生拉硬套完全没法用，硬要照搬照抄，把莫斯科条条框框全学过来，就是教条主义，将来必然有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长征的事等着我们。

长征这种事，我不想经历第二次了，我相信，绝对多数干部群众也不想经历第二次了。”

主席的话引发大家共鸣，如果说搞运动、玩肃反还有很多人习惯性赞同，那再搞长征就真没人赞同了，因为长征是唯一一次所有群体都受损的事件，是逼不得已而不是自觉自愿。

林冠华道：“最近因为财政、转移支出乃至工业化项目统筹，我和一波同志沟通得比较多，他讲了两件有意思的事。

第一，山西五台山搞过工人结社、自行管理没收的私人工厂的，但很遗憾，最终破产结束，工人失业，后来还想再试点，工人们不同意；

第二，建国已2年了，好多地方自发搞了农业合作社，北方尤其多些，但从目前情况看，效果不是很理想，子恢同志下去调研，回来后生了一肚子气，跑他这抱怨了好几次。”

邓子恢进入中财委、分管三农问题后，对合作社非常重视，远比国营农场要重视得多。因为他觉得国营农场条件太好了，条件好到他觉得安置人太少，应该多吸纳些人进来干活。

农场方面说编制要审核，同时，目前人手足够完成了，多安排人那不人浮于事么？

所以他认为国营农场暂时不具备大范围可复制性，合作社可能才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思路，苏联不就是搞集体农庄么？

现实又让他很苦恼，合作社当初跟随城市加速公私合营脚步一起提速，算尽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思路，以组织合作社为光荣，规模越大越好、人员越多越好，层次越高越好。

初级社多的比少的革命，高级社比初级社更革命。想法是好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起码在邓子恢看来，好多地方组织得不行。

之所以1951年农业比1950年收成好，1950年收成比49年好，他得出结论主要是兵荒马乱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土改到位激发了积极性，化肥增加激发了田力。

换言之，农业增收是土改、社会稳定、肥料增加的功劳，所谓合作社集体道路贡献根本不明显，甚至很多地方还出了事。

三反两禁中受到冲击的合作社乃至县委干部比比皆是，你说定贪污犯吧，好像也够不着，总的来说，裙带作风、家长制、瞎指挥、多吃多占多用的场面层出不穷。

本以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后来发现不对劲，不贪污、不腐败、革命能动性强的干部整人更厉害。

他去安徽奠点，有个县闹得场面很大，甚至出现围殴县委干部、冲击政府大院、把机关食堂里养着的猪、鸡、鸭全杀掉，粮食和副产品全吃掉的事本来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但仔细授授没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县解放比较早，土改完成已有3年了，合作社一早就搞了起来，甚至高级社都弄了几十个，规模不小

这次是一个高级社选举引发的风潮，社长候选人有两个，一是前社长，还有是转业回来10个月的部队营长，在最前面三反两禁中，陆续出现对前社长的举报，说他作风有点问题，县委领导考虑到安定因素，没贸然撤职，而用社长改选、直接投票方式来完成改组。

万万没想到，真到投票那天，陆陆续续有举报的老社长收到的赞同豆子远比部队转业干部多，不是多一点点，是压倒性多。县委感觉自己脸上挂不住，认为这次是舞弊、政治事故，强行下文件以转业干部为社长。

这下好了，老百姓不满意了，直接冲击县委大院。

邓子恢调查后筛笑皆非：因为贪点、用点、拿点、占点的干部，基本工作还完成了，老百姓多说几句怪话，没有非弄下台的意思，因为普遍观念是当官给自己整点再正常不过。

共产党干部还算不错，没太过分，相比国民党抓壮丁那个死亡率，远远是小巫见天巫。

像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大贪污犯，一般老百姓接触不多，是很多干部看不下去才要举报。

张、刘虽然从民工、国家工程款里弄钱，但对身边人，包括工勤人员在内，还算嘘寒问暖、有什么都给大家折腾一点，属于我吃肉顺带给你弄口汤，想办法巧立名目给大家发福利、发好处、发奖金。

没想象中作威作福，人神共愤，否则天津方面也不至于被隐瞒了许久。

但这位两袖清风、无欲则刚的转业干部，积极性太强了，今天斗个人主义，明天批评富农复辟，后天不允许人家退社，说那是单干风。

尤其利用他在部队的经验，组织并掌握了民兵小分队，开始抓逃亡人口、抓现行反革命、抓阶级敌人，结果搞得人心惶惶，居然出现逃难。

安徽这地方逃灾逃难有传统，特别是去年淮河洪水，逃荒很多。

但他把这件事看成奇耻大辱，派民兵小分队拦路把关，所有想跑的全抓回来，轻则“教育批评”，重则游街示众戴高帽”，最后一次抓捕甚至闹出了人命，民兵把人给打死了。

县委调查用“枪支走火把这事掩盖下去，真相是啥天家心知肚明，最后县委赔了点钱，把家属安抚了下去。但没想到，选举就露馅了。

老百姓不愿意这样的人当社长，说老社长顶多作风有点问题，组织上批评教育是可以改好的，不好的地方可以慢慢改，实在改不好了大家可以睁眼闭眼，新社长上来不是要我们命？

邓子恢花了一星期，以中财委副主任之身份，把整件事给授顺。两个社长都严肃批评教育，要求他们认真整改。同时要求县委不要追究“冲击“这件事，意思一下得了，但县长、县委书记要向上级做深刻检讨。

然后他又去江苏，苏南解放晚，有几个县主要干部，可能是国党起义过来或者民主党派安排的，平时不太敢叽声，工作一般也不下去管老百姓。

用邓子恢的话说，就是学学文件，挖空心思讲述学习心得，主要工作基本上不做或不干预，整个无为而治。当然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县里有几个厂子生产对苏东出口货物，他们很积极，经常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