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1章:新策2)
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一片黑暗与死气。
列宁格勒与莫斯科的群体性集会虽然被短暂压制下制去，但消息已不可避免地大范围扩散。
傍晚时分,全苏其他中大城市至少有12个陆续发生了类似事件，口号基本差不多，甚至动作更趋激进。
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只不过举标语喊口号或者上街闹一闹，有很多地方干脆出现了打砸抢特供商店、市委干部食堂，冲击市委大楼并焚烧高级干部轿车等恶性事件。
虽然各地信誓旦旦表示冲突暂时没有人员伤亡，但主席团都是人精，岂能不知这是粉饰太平后的场面?
波德戈尔内沙哑着喉咙问:“谁能告诉我，具体的、最早的导火线究竟是什么缘故?我认为最近政策并不紧张，既没发动政治运动，也未逮捕持不同政见者，难道帝国主义分子在捣乱?”
谢列平没好气道:“还能是什么?天气渐冷、物资匮乏，有钱买不到东西被迫排长队、群众牢骚满腹……国防部还要火上浇油去征召城市劳工上前线!”
乌斯季诺夫恼火道:“你以为我们想么?还不是建设系统告诉我，天冷了，户外作业基本暂停或压缩，这么多施工人员没法安置，干脆送一批去前线帮助建设。
我也没说让他们去打仗，只说帮着修缮些交通与后勤设施,帮助波兰人民恢复基础设施，谁知被别有用心的人曲解成这样……”
说到这份上，柯西金就懂了。
抽调人员去前线帮助搞后勤是早就决定的事件，奈何国内确实很多人不愿意上前线，为能够调度更多兵力，只能把二线作业与后勤工作交给劳工们负责，就像当初解放军在澳洲打仗，铁路工人和其他劳工在后方帮忙抢修一样。
为应付土耳其和波兰两条战线，国防部前前后后动员了近200万部队;如果每个要点、每条战线都要用现役部队去填补，就算有再多部队也不够。
二线劳工作业不能说丝毫没有危险，尤其高边疆战术展开后，战场纵深被极大拓展，前线部队不一定会被打击，后方后勤集散地挨揍导致劳工损失累累却司空见惯。
北极熊特有的大大咧咧加剧了这些困难，哪怕是当劳工也面临和前线—样的风险，这就让很多人绷不住了。
勃列日涅夫道:“我建议啊，波兰和土耳其的战事尽可能克制些，看看能不能有什么转机;
下午我已打电话给契尔年科同志了，他亲口向我保证，团结港和中亚铁路的运作情况目前都正常，中国物资正源源不断输入，他表示会加派力量、以连轴转的工作作风加快向欧洲方向的物资输入,缓解国内供应困难问题。”
柯西金也道:“我去铁路部门督办了，他们承诺会克服各种不利影响，尽快把东欧和通过黑海航线的物资及时输送到位……”
勃勃的电话是暗示契尔年科及时顺应形势，减少就地扣押与征用，后者心领神会: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一定要确保勃勃同志的指示有效以便能帮助他登顶。中国都换1号首长了，我们也可以换嘛
如此一来，正好可以撒手不管印度的事。
中国驻南亚部队已正式出动，借口印度侵犯周围国家，破坏地区稳定，警告印度撤退无效后，动用大量轰炸机执行对打击。
随着印军主力部队士气崩溃，印度周围邻国，包括锡克、巴哈、孟加拉、海得拉巴、朱加纳德甚至尼泊尔在内，或亲自出兵蚕食印度领土，或扶持印度国内反对派继续作乱，总而言之在拼命压制印度。
瓜分印度不可能，印度毕竟是个2亿多近3亿人口的大国，且已在多次打击下提纯过了，连中国都没办法彻底将其瓦解。
但抓住机遇弄点小便宜、优化下局部边境线确实不成问题。
至于印度向莫斯科求援事宜，正好用这种混乱场面的存在而搪塞过去，契尔年科也不想帮印度人打仗。
米高扬叹了口气:“中国同志很关心我们国内出现的动荡局势，新任第一副主席林冠华同志批示要尽可能多地提供物资帮助;
原中国副总理兼外长，新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同志特意给我打来电话，问是否需要中方出面帮助展开新一轮的国际斡旋?
如果需要，中国新任外长伍修权同志会帮我们先行疏通有关停战事宜……”
葛罗米柯不敢吱声,波德戈尔内很不是滋味:中方重量级人物居然选择给米高扬而不是自己亲自打电话，让他感觉到情况不一般。
强行摊开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反而显得自己更加无能。波德戈尔内心烦意乱:“停战没问题，条件呢?”
“波兰原分界线恢复和平，土耳其就地停火，黑海海峡国际监督。”
葛罗米柯不满道:“前线部队其实已反推过去，我们占领的西波兰土地比西波兰占领的东波兰地区要大不少;土耳其方向……”
米高扬冷冷道:“前线还想再打?这是外交部门还是军事系统的意见?你准备送多少人上去填战壕?非要激起类似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反革命暴乱才满意对么?”
资历老就是有好处，米高扬虽不是喀琅施塔得事件当事人，但作为元老，对整体情况非常清楚。
喀琅施塔水兵队伍约有26000人，与前往镇压的红军展开激烈厮杀,没一个人投降。其中八千人跑到芬兰，有一千多人内讧，二战后斯大林又把逃到芬兰的人捕捉回来关到集中营里去。
镇压结束,成千上万具尸体被留在结冰的波罗的海上，随着冰的融化产生了污染芬兰湾水区问题，3个月后才得以解决。
水兵激烈的反抗行为深深震撼了列宁，“叛乱”平息后，他立即召开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停止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
米高扬用喀琅施塔得事件来举例,其实就在表示要实现政策全面改弦易辙。
乌斯季诺夫不敢吭声，他明白军队完全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候，现在仅仅凭借一口气撑着及冬天来临的惯有心理优势，真到春夏之交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波德戈尔内硬着头皮问:“以您之见，现在怎么办为好?”
“让中方帮我们出面斡旋吧，加速物资调用，同时……”米高扬顿了顿，“在此特殊时期，把特供商店及各地市委、区委库存的机动物资全拿出来抛售，满足群众基本需求，干部们苦几天不要紧的。
加快大学毕业生往中国的输出步伐，力争这个月再往中国送走5万人，减轻压力;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全部高等院校提前放假。
不要让政治异己分子和阶级敌人煽动学生们闹事，凡国家干部有子女念大学的，必须马上接回家严加管束，不要一错再错，与党和国家对抗。再怎么样，国家也没对不起孩子们。
必要时候,我和勃列日涅夫同志分头和学生们对话，倾听他们的声音并改进党的工作。”
虽然米高扬的建议听着很软弱，但大部分人清楚，这才是对的，才是真正能缓和、缓解事态、取得群众谅解的办法。
一味镇压、高压与强硬解决不了问题。
波德戈尔内顺水推舟地答应了这些条件。
虽然主席团已释放了缓和、安抚的态度，但局势还在不断演化中，到1969年元旦这一天，甚至连前线部队都知道了国内情况，军心动荡、军官们坐立不安。
媒体与无孔不入的西方记者更肆意传播着混乱。
甚至还有人不怀好意地故意在莫斯科街头采访，问苏联人怎么看待“中国修正主义”。
大多数人只随便说几句，或痛斥修正主义不得人心、划清界限，但也有人正儿八经表态:“……我有个侄女在中国工作，她写信来告诉我说中国20年来发展得很好，各方面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