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明朝三大都司
社会学给出过定义，统治的实质是强大的一方政治势力对社会的支配与控制。这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必然要运用强制性手段，去迫使他人去遵守既定的社会规范。换言之统治的建立必须要以外在强制力量为基础，否则统治将无法维续下去。我们再看明朝在奴儿干地区的统治。虽说明朝精心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羁縻卫所统治体系，但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天生甘愿接受外族统治。尤其生活在奴儿干地区的女真人、蒙古人都曾有过辉煌历史，祖上建立过金、元两个强大王朝。在民族性情上更是民风剽悍好斗逞强，秉性桀骜实难驯服，常常不服王化悖逆朝廷！那明朝该如何维持其在奴儿干地区的统治哪？说得再直白些，明朝凭什么让奴儿干诸胡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哪？明朝所凭者有二：一为军事威慑，二为经济控制。
先说军事手段，明朝在辽东都司部署有十五万重兵。若是在内地，如此庞大兵力足以震慑任何地方势力妄图叛乱或谋逆的念头，然而辽东都司的十五万明军全都部署在东北地区南部，即辽东一带。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交通条件限制，辽东明军的军事威慑是难以覆盖整个东北地区的。幸好！几经部族冲突和迁徙，奴儿干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部族群体，诸如：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等纷纷南迁并徙至毗邻辽东区域，恰好位于辽东明军有效打击范围内。在十余万明军近在咫尺的威慑下，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唯是乖乖俯首听命归服王化，而只要搞定这两个大块头其余奴儿干各卫所也就都老实了。事实上有明一代部署于辽东的明朝重兵，为维护明朝在东北地区统治权威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到明朝中后期奴儿干地区女真势力愈发壮大，部分野心膨胀的女真卫所妄图挑战明朝统治权威，威胁边廷安宁甚至祸乱一方。为东北地区不至失控明朝都是就近从辽东发兵予以征讨。百余年间几经平叛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终能得以延续下去。试想若无部署于辽东的明朝重兵，广阔东北大地又岂能安然归属明朝。
除了军事手段，明朝还会通过经济手段来胁迫奴儿干各卫所乖乖就范。社会学常识，经济是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只要通过操纵经济就能左右社会运行。事实上历代中原王朝在处理同周边少数民族尤其北方强胡的关系时都会输送一些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对生产生活物资的基本需求进而加以笼络和控制。虽说有些花销但只要能维护内地社会经济安宁与稳定，用于羁縻笼络的那点开支就不足一提。例如，嘉靖年间，明朝每年花费在女真人朝贡上的白银仅才一万五千两，相比于些许耗费中原王朝更在乎内地的战略安全。毕竟确保内地的繁荣富庶、兴隆昌盛不受边疆少数民族战争威胁，这才是中原王朝的根本核心利益所在。
明朝对奴儿干各卫所的经济笼络方式，包括：朝贡（贡市）和互市两种。依照明朝规制，作为地方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奴儿干各卫所应按时向朝廷朝贡。但朝贡时各卫所贡使会获得朝廷的相应赏赐，即所谓回赐(根据贡品所给的赏赐)、抚赏(又称正赏，按官职等级所得的赏赐)以及加赏(根据立功或治绩等情况，在常例之外获得的赏赐)。而各卫所贡使来京时所带的货物还会被允许在京师指定的市场上出售。注意！贡品和回赐物品都不是商品，只有将所带物品进贡以后剩余物品才可以在京城进行贸易，这便是贡市。贡市又分官市和私市两种，朝廷所需货物会由官府收购，其余物品可在私市上交易。无论官市和私市，卫所贡使都可换取部众所急需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并将其运回卫所。故而进京朝贡的卫所贡使多会携带大量物产“借贡兴贩，以规厚利”。出于政治笼络朝廷也有意将贡市益利惠及奴儿干各卫所，受此影响赴京朝贡的贡使数量日益增加。据统计仅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入京贡使就达二千一百四十余名。奴儿干各卫所在朝贡中各个都获利匪浅，同时也对明朝贡市恩惠感恩戴德。根据《殊域周咨录》记载，“各卫酋每入贡赏赐甚厚，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
明朝对奴儿干各羁縻卫所的朝贡是有着严格时间管控和次数限制的，而贡市又必须依托朝贡才能进行。很显然，单纯贡市是无法满足奴儿干各卫所对内地物资的时刻需求。汉、唐、宋、元都有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固定场所，专门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贸易的做法。明承此制为方便边疆少数民族贸易往来，明朝特于边地广开关市。又因关市曾以交换或收买马匹为主，故又名马市。史载，辽东地区的广宁、开原、抚顺、宽甸、清河、辽阳等地皆设有马市，其中仅开原一地就有“三关三市”。马市又分为官市和民市，初期以官市为主，但随着时间推移民市比重逐渐增加。不同于政治色彩浓郁的贡市，马市更像是一个平民化的交易场所，贸易对象不再受到约束，贸易频次也由一月一次改为一日一次。以上种种都使得明代马市贸易异常活跃。熙熙攘攘的马市上奴儿干各卫所的部民们用马匹、皮货和山货，换取内地的铁器、耕牛、绢缎、棉布、盐、米、陶瓷器等生产生活用品。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的马市很快便轻松压过贡市，成为奴儿干各卫所获取各类必需物资的主要途径。大量内地物资也通过马市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奴儿干地区。除了通过贸易获取物资外，前来马市贸易或近边住牧的各卫所部民还能从明朝官吏那里获得不菲的抚赏和惠遇。根据《辽东志》记载，“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朝贡互市，皆有抚赏外，又有沿边报事，及近边住牧，换盐米，讨酒食，夷人旧规，守堡官量处抚待”。这种抚赏和惠遇同样是各卫所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
放眼整个东北地区，女真人族群规模肯定不及汉人。可若只以奴儿干地区为论，那女真人就绝对算得上是主体民族了。当时奴儿干地区的女真人社会发展水平非常落后，低效的渔猎经济只能勉强维持女真人“食肉衣皮”这样最起码的生存需求。至于精神文化层面那更是竭蹶乏匮，尚还未能脱离纹身断发的蒙昧状态。正是受益于来自马市的物资流入以及与之相伴的内地先进文化传入。奴儿干地区女真人才在后来的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无论物质层面还是精神文化层面都有了大幅改观。明人严从简曾在《殊域周咨录》中深刻指出，“非抚顺马市则建州（女真）不得发达”。部分女真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升，以致有了“户知稼穑，不专以射猎为生”的时评，受农业生产提升影响女真民族开始不断壮大。精神文化层面，在内地先进文化熏染下，女真社会形成了对内地文化的持续向心情结。这种文化情结的影响可谓深远，不仅促进当时女真社会进步发展，更奠定清朝入关后满族与汉族融合的文化根基。
明朝创设马市的初衷，当然不是大发善心只为惠及边疆少数民族，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稳定边疆及维护自身统治。在明朝看来，马市就是自己手中一柄泛着冷冷寒光的利剑。明人曾明确指出，“我之布帛锅口等物，皆彼夷日用所需，而彼马牛毡革非与我市则无所售”（《辽夷略》）。或者“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明宣宗实录》）。换言之只要控制马市，就等于控制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命脉便能迫使其屈从于明朝统治下。如果诸胡胆敢叛逆朝廷，明朝即会毫不犹豫地关闭马市断绝内地的物资流入。朵颜三卫（即兀良哈蒙古）曾勾结瓦剌进攻辽东，明朝旋即关闭开原城东的马市并对朵颜三卫实施极为严格的物资禁运。其实除了闭市封锁禁运，在经济控制方面明朝还有一记妙招那就是颁发敕书。
敕书是朝廷颁发给各羁縻卫所首领的“委任”文书。明英宗继位后为厉行节俭颁布诏令，无“印信公文”不得参与朝贡贸易。于是，原本作为“印信公文”的敕书转眼间就变成了各羁縻卫所准许参与贡市、马市的凭证。对奴儿干各卫所而言，敕书是政治权利和经济财富的标志。拥有敕书多少，意味着自身权力大小以及财富多寡。敕书集中则权力和财富集中，敕书分散则必然引起权利和财富分散。围绕敕书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女真各卫所之间矛盾迅速激增直至引起武装冲突。为控制贸易权及积累财富，女真各卫所间不惜大打出手只为争夺敕书，奴儿干地区因而长期陷于动荡不安中。奴儿干各卫或各部族互相激烈火拼时必首先抢夺对方敕书。嘉靖时，女真哈达部先是抢夺叶赫部敕书七百道，后又和叶赫部平分海西女真各部敕书九百九十九道。再至后来哈达部更是垄断了海西、建州女真的全部敕书，由遂称雄女真四十余年，史称“东夷诸种无不受其约束”。敕书威力之大从中可见一斑。
小小一道敕书就能让女真各部拼得你死我活，这让紧紧握着敕书颁发权的明朝不由得看在眼里喜上眉梢。毕竟只需颁发敕书便可均衡女真各部态势，并维护自身在当地的统治，无论换谁都会喜不自禁的。哈达部能够做大完全是明朝背后操纵结果，作为交换哈达部也甘愿受明朝驱使为其效命。作为明朝代理人哈达部积极维护明朝在奴儿干地区的统治权威，约束其它不法女真部落维护边境秩序与安宁。累犯辽东的叶赫部酋长祝孔革就是被哈达部捕杀的。
当然了明朝可以通过敕书来操纵女真各部势力走向，女真人也能借助敕书助力自身统一。万历时，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以明朝补偿误杀其父、祖的三十道敕书为原始资本，开始起兵创业的。统一建州各部，努尔哈赤又集建州女真五百道敕书于己手，从马市获利颇丰再度大幅扩充自身实力。再到努尔哈赤所掌敕书超过叶赫部的敕书总数时，建州实力随之压过叶赫称雄女真各部。待至叶赫部灭亡，努尔哈赤更是集明朝颁发给女真各部的所有敕书于一身。这也意味着明朝精心构筑，并努力维系了两百年的经济管控体系崩溃瓦解。虽说努尔哈赤此时与明朝彻底撕破脸皮兵戎相见，敕书失去了其原有的制衡作用。但女真全部敕书的集中也在向天下赫然昭示着，曾经分裂的女真各部现已完成统一，一个崭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