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明朝对东北地区统治的建立

决意在东北地区采取卫所制度施行统治，明朝立即“悉更郡县，以为军卫”，将先前设置的州府全部撤销改制为各级都司、卫、所。明朝在其统治期间，先后在东北地区设立了三个都指挥使司，分别是：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奴儿干都司。奴儿干都司被裁撤前，辽东都司辖区大体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大宁都司辖区为河北长城以北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即隋唐时期契丹人活动区域）。奴儿干都司辖区最为辽阔，包括东北地区中北部以及外兴安岭在内的广大区域。通过三个都司及其所属各级卫所，整个东北地区被明朝纳入到统治体系中。

明朝在取消了东北地区的州府建制后，为能更好地管辖东北地区各个地方，在原有军事职能外，明朝又赋予了东北地区各都司、卫、所管理地方政务的诸多职能。都司、卫、所各级军官也由此可以统管辖区内各项军政事务。明代，东北地区卫所根本区别于内地纯军事概念卫所之处，就在于东北地区都司、卫、所能够兼管地方政务。根据史籍文献考证，除军事事务外，明代设于东北的都司、卫、所署理政务内容同于内地州府县衙，主要划为六项分别是：劝督农桑、征赋派役、兴办教育、管理民间贸易、处理民间及军队司法诉讼、赈济灾荒。

劝督农桑。东北地区南部农耕开发较早。明初时就已是沃野千里士民以农为业，耕稼为塞上特大之利，故而上至都司下至卫所无不讲求“劝农”。辽东都司曾颁令奖励耕荒，“各荒屯旷土，能自开垦者，悉蠲其赋”。各卫所也都有专管农田粮禾桑麻事务的官员，负责劝督农桑耕种，一旦出现旷土各卫所还会广招民人恳田开荒。洪武时期，辽东都司辖有屯田310余万亩，其中民屯220万亩，军屯90万亩。到建文时期，辽东镇屯田产粮更至跃居九镇之首。

征赋派役。即为大明国土自然要承担征赋派役。以辽东都司为例，辽东都司辖有数百万亩屯田，又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芦荡，每年额征税粮36.49万石，额草377.04万多斤，鱼税银635两。各种课税征榷全由卫所承当。各卫所中有的是由千户官、百户官经征课税，也有特意设置税课司专门负责署理赋税事宜。除了征收赋税外各卫所还兼有派役职能。各卫所官员需清查户口、审定贫富以便酌量派征徭役的轻重，同时负责地方民众差徭的组织安排。

兴办教育。作为东北地区汉人主要聚居地，东北地区南部长期浸受着汉文明的浓熏墨染。明朝自建立起便开始大力兴文重教，秉承朝廷旨意辽东都司兴建了众多学堂、学院。史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辽东都司兴建辽东都司学堂，弘治时扩建成四斋，嘉靖时增置尊经阁五间。不止上述学堂、学院，辽东都司还兴建了都司学宫和文庙等治学机构。除了都司下属各卫所也在大力兴建卫学、书院且数量要更多。各卫学下设卫属训导专门负责处理教务，至于各学堂、学院的行政管理则归由各卫军官直接主持。各项教学经费也由各卫承担，有关财务开销亦属各卫经理。几经大规模扩建辽东都司学规制愈发完善，学生数量也逐年递增。正德年间，辽东都司学“人才盛，规制备”，水准已达至全国其它“十三省府学”水平。

管理民间贸易。管理经贸是地方政府一项重要职能，完全同内地州县衙门，东北地区各卫所会不时派出官员胥吏巡查市肆经营场所，管理民间商业活动特别是农贸市场交易。当时辽东民间贸易涉及范围很大，既有摆摊集市又有较大店铺。南来北往的各地商贾都云集于此，包括：粮、棉、丝、布、茶、盐等各货时积贸易十分兴盛。作为管理者都司卫所对民间贸易的干预程度非常大，具体管辖内容涉及疏通交换、校正和检查度量衡、估定物价、抽收商税等。在都司卫所管辖的各种商贸活动中，有两项贸易是都司卫所最为关注的。一个是与民生关系甚密的粮食交易，卫所在其中投入的管理人数和耗费的精力最多。另一个就是与东北地区蒙古人、女真人进行贸易的专门市场，又称“马市”。为保障马市贸易有序运行，奉都指挥使司之命各卫所都会派专人常驻马市以维持市场秩序。并按日登记买卖双方人数、姓名及其纳税情况，依照章程划定各商贩交易位置、处理买卖纠纷，按比例抽收税银，定期汇报等。

处理民间及军队的司法诉讼。东北地区各都司卫所同内地州府县衙一样，也具有独立审理或判决刑事案件、民事纠纷的权利与责任。为履行其司法职责辽东都司特设有司法审判机构断事司，专门负责处理相关司法事务。而且都司卫所遵行的司法制度非常完善，依据明朝规制，下级卫所判决辖区案件后要呈报上级备案；遇有特殊案件难以审理时须向上级司法机构转交；地方卫所在审理案件中须要接受御史等官员监督；都司和各卫还会不时地检查巡察诉讼案件的审理，并对下级司法业绩进行细致考评，以确保无“滥受民词，肆行科罚”之事。

赈济灾荒。一旦辖区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都司及各级卫所还要秉承朝廷旨意对受灾民众予以抚慰和救济，或缓征宽征，或减免赋粮，或发运赈粮赈衣，避免边民饿殍载道流离失所，以致关外局势出现动荡。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辽东遭遇百年罕见特大旱灾，田畴鲜收赤地千里严重灾情令朝野瞩目。辽东署都指挥佥事刘印遵奉皇命负责调运赈粮救济灾民。赈灾期间刘印发放库银雇用民船63只，装载官米3765石，约70多万斤供给饥民渡灾食用。并会同辽东巡抚、山东道监察御史等官员组织人员向灾民发放衣物和药品，协助民众抵御凶荒。辽东都司及各卫所积极赈灾救荒，修补水利工程，医治灾伤，调整农业政策。有效缓解辽东地方灾情，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同时，也有力维护了明朝在辽东地方的统治。

通过广置都司卫所，明朝另辟蹊径成功实现了对东北地区的军管统治。但这种军政合一统治方式存有潜在重大威胁，明朝是绝对不会在内地施行推广的。自唐朝藩镇割据为祸天下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奉行中央集权策略，并且极为忌惮亦严厉打击地方势力坐大做强，以致割据一方公然自立的情况出现。卫所一旦兼理地方民政，势必集军、政、财等各项大权于己身，拥有权利过大便具备了产生军阀割据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这与明朝集权于中央理念完全相悖。若不是边疆偏远难以控制明朝是绝不会去冒这个风险的，也正因如此卫所军管体制只能慎之又慎、少之又少地应用于边疆地区，却断无在内地推广施行的可能。无独有偶清朝在统治东北地区时效仿延承了明朝统治策略，清朝采取军府建制统治东北地区。设立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分别管辖黑龙江、吉林、盛京三省。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为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掌管本省各项军政事务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具体统治形式上，东北地区的“军府制”完全有别于内地十八省施行的“行省制”。直到清朝末年传统的边疆危机大幅削减，但同时来自西方的欧洲殖民列强开始出现，尤其沙俄大肆鲸吞侵夺我国边疆领土。受近代新式边疆危机影响，传统的边疆地区军政合一统治制度方才被逐渐废除。

其实明朝进取东北地区之初，它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和问题是所管控地区的人口太过稀少，少至仅10万人丁。须知在科学技术未能取得质的突破前，人才是社会第一生产力也是社会活动运行的基础。对明朝而言，没有人如何生产屯田？没有人如何守境固边？为了经营好辽东战略要地，明朝以国家意志为依托强制向东北地区南部移民。移民包括三类：从中原强制迁入的移民、投降或俘虏的北元民众（北元民众中本就包括很多汉人）、发配流放的囚犯。三类移民中来自中原的移民占了绝大多数。大量移民涌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开发以及物资生产的增加，也使得重兵驻防辽东成为现实。根据《全辽志》记载，明朝辽东都司共设25卫，127千户所。依明朝军制，每千户所下辖1120名兵士，每卫又下辖5个千户所，共5600名兵士。再加上辽东都司下辖的驿站、递运所、百户所，养马的苑马寺一个千户所。辽东都司常年驻防官兵就有15万，永乐年间，明朝在辽东驻军更是一度增至19万众，加上随军家眷及当地民众，明代辽东人口达40万至50万之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元末辽阳行省的区区10万民数。

别看辽东只是东北地区的南部一隅，但通过不断往辽东移民、屯田、驻军、派官，明朝因之在东北地区取得一连串良好统治效果。其一，明军在辽东牢牢扎稳脚跟。自古以来，历代中原王朝戍守边疆面临的最棘手难题，莫过于如何解决粮饷。明朝卓有成效的实边举措大大缓解了明军驻防辽东的供给压力。史称，辽东“军储之粟可支半年，武库之器积至朽蠹”。得到粮饷充足保障，10余万明军方能安心长期驻防辽东。其二，汉人重据辽东主导地位。明代，辽东明军兵马众多粮饷充足名列九边各镇之雄，在雄厚军力支持下明朝在辽东构筑起周密完善的统治体系。驱逐故元残余势力同时，辽东汉人也取得了对当地其它少数民族的压倒性优势。自唐朝末年辽东归入契丹以来时隔五百年，汉人终于在族群规模和社会地位上，再次成为辽东无可争议的主体民族。其三，辽东社会经济得到大幅提升。在古代社会人是经济活动及建设的基本载体，大量汉人涌入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增强了经济活力。史载，辽东经济繁荣百姓富裕社会安定。出现一派“家给人足，都鄙禀瘐皆满，货贿羡斥，每岁终至京师，物价为之减半”的安乐景象。其四，辽东成为明朝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的前沿基地。相比于广阔无垠的东北地区，辽东一隅看似面积不大却是明朝能否统治整个东北地区的关键点和先决条件。正是依托辽东，明朝方才能向更偏远的东北地区施加威慑和招抚，不断辐射自身的统治。设置于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都司，其首任各官及驻防官兵就都是明朝从辽东就近派遣的。

移民东北地区本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泽被后世、益国利民的大好事。然而事实上明朝要想达成往东北地区移民，必须要依托国家意志强制迁徙民众才能做到。这是因为明代中前期内地北方的人口压力并不大，人口增长与资源瓶颈的矛盾也不突出。以比邻辽东的山东为例，从山东跨渤海到辽东只要一天航程。而且山东与辽东在历史文化上也渊源相通、联系密切，辽东都司在行政上还一度隶属于山东布政司。但山东百姓就是不愿移民辽东，辽东人口也要远远少于山东。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山东人口为675万。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山东人口为760万。就山东全省六府而言人均耕田54亩，而辽东人均耕田仅约10亩。不考虑和平环境、赋役负担以及安土重迁等社会心理因素。只按山东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百姓确实不值得冒险移民辽东。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山东，紧邻辽东的北直隶地区也是如此。

相比生活在内地，迁居辽东还有三点弊处：其一、边疆条件恶劣。辽东地处边疆，虽说是土地肥沃待垦耕地众多但自然环境要恶劣许多，况且还要受到周边强胡悍虏不断袭扰，生活根本不及内地安稳。其二、军制管理严格。明代卫所制度对世袭军士的户籍管理极为严苛，人身束缚也非常严重。一旦隶入军籍便很难再享普通民户的诸多惠政，还须承受屯垦戍边的风尘和艰辛。其三、军户生活不得保障。明代军户负担本就沉重，若是出现卫所军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的情况，贫穷军户及其家眷旋将陷入衣食不保乃至无以聊生的可悲境地。明代前期第三点因素还尚不明显，可中原汉人仍旧不愿迁居辽东，更不愿去充任寄人篱下的军户。正因如此内地百姓根本无意移居关外，明朝也只能动用公权强制民众迁徙辽东了。

时光荏苒等到清朝末年，内地人口突破四亿大关，超过了当时内地所能载承的人口上限。再加上频繁天灾、战乱，无数内地民众纷纷陷入到穷困潦倒和饥寒交迫中无法自拔。为求生路内地百姓自发性大规模迁移。陕西、山西的走西口；福建、广东的下南洋；山东、河北的闯关东。仅半个世纪，就有约3700万内地百姓涌入地广人稀的东北大地。当然这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