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明末农民大起义
在大举镇压陕西农民军同时，明朝也在着手派兵进剿流窜至山西的农民军。山西是陕西农民军转战的一个重要战场，早在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为躲避洪承畴残酷围剿大批农民军就已纷纷避入山西，其中当属王嘉胤部农民军实力最强。首举义旗的王二死后，王嘉胤继承并发展了王二留下的起义队伍。最盛时王嘉胤拥众三万余，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起义风云人都曾是王嘉胤部下。可王嘉胤非常倒霉，他刚一渡河入晋便迎头撞上明军勇将曹文诏。时为副总兵的曹文诏是明朝阵营中一员极为难得良将悍将，以致民间流传“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跳”的说法。清乾隆帝曾赞誉曹文诏“秉资骁猛”，清代重臣张廷玉亦夸颂其为“万人敌”。当年五月，王嘉胤部农民军进到晋东南的沁水、阳城一带，曹文诏率所部明军尾随追击而至。因农民军数量太多“贼势甚众”曹文诏一时也不能取胜，但王嘉胤仍旧被明军困于河曲达六个月之久。待王嘉胤部农民军转战至阳城后曹文诏始终死死咬住不放，最后王嘉胤被曹文诏派出的奸细张立位及叛徒王国忠合谋暗杀。王嘉胤部农民军也被曹文诏打得大败人员损失极为惨重。王嘉胤遇害后曹文诏升任临洮总兵并率部进入陕西，在洪承畴指挥下，勇将曹文诏又相继诛灭点灯子、李老柴、一条龙、扫地王等一批农民军队伍。
平定了陕西遍地的农民军，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十二月，明朝又调临洮总兵曹文诏及其部将马科、曹变蛟等，率领三千五百名“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明军精锐，从甘肃庆阳经潼关渡黄河重返山西战场。崇祯帝特授予曹文诏“节制秦，晋诸将”大权，寄望曹文诏能会同其他各镇明军一举荡除尚存于山西的农民军。然而这一回明朝未能再如愿，不仅山西农民军没有剿除精尽，反倒是农民军力量触底反弹发展壮大起来。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农民军走向协作联合。历经数次惨败原本单打独斗的农民军，终于意识到各部联合协同的重要性。原王嘉胤部将，绰号紫金梁的农民军首领王自用联合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等首领，将各支农民军队伍部抱成一团统一协同作战。此番聚众联合的农民军队伍号称共三十六营，多达二十余万。其二、流动作战。农民军充分吸取此前沉痛教训正视敌手的强大实力，不再与明军主力展开正面较量。转而以避实就虚策略，通过流动作战方式不断去与鏖集而来的明军周旋。农民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后取得了很大成功，本显颓势的农民军很快便声势复振，并相继攻克宁乡、石楼、稷山、闻喜、河涧诸州县。
该阶段总体而言，明朝此时尚有较强实力而农民军在整体上仍要弱于明军。王自用率领农民军于四处不断转战大体还能和明军互有胜负，但当农民军进至无险可据的华北大平原时。明朝调集各方力量予以重重堵截，力有不逮的农民军终不能敌重又转回至太行山区。此段时期明军阵营中又有一位杰出将领横空出世，纵横驰骋间直把农民军杀得弃甲曳兵尸横遍野，这就是有着明末“战神”美誉的常胜将军卢象升。卢象升本为大名知府大名道随着民变蜂拥迭起，卢象升于大名、广平、顺德三府一带招募壮丁整军练兵，组建了明末三大军之一的“天雄军”。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正月，农民军马回回、混天王部东出太行进至京畿腹地顺德、真定一带，明朝因之大惊。为保京师安全明朝急调通州、昌平、保定明军精锐，配与大名兵备道卢象升指挥并命卢象升与山西明军夹剿农民军。与农民军作战时卢象升每战必身先士卒，亲自上阵厮杀不说还异常神勇。别看农民军人多势众却真心敌不住兵精将猛的卢象升。
根据卢象升家书记载，当时由山西进入畿辅的“流寇（农民军）已至数万矣。西山一带，布满山谷，沙河、临洺、邯郸亦时时被其焚略”，初八日，卢象升只率马步兵一千六百人进至黄寺时与多股农民军遭遇，没过多久农民军大批主力也势头汹汹赶来参战。面对十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己的农民军，兵力绝对劣势的明军将士“恐惧之甚，咸思散逃”。当此危急关头卢象升全无一丝慌乱退缩，反而以犀利的手段立斩逃兵一人成功稳住军心和阵脚。而后卢象升亲自督战，率领部下迎敌而上生生打退农民军。又据《明史·卢象升传》记载，一次近身肉搏中卢象升坐骑被农民军砍杀。卢象升毫不在意继续下马步战硬把农民军逐逼至危崖，陷入绝境的农民军真急了转身与卢象升决死一战。卢象升盔额正中一箭，他的贴身仆夫也中箭坠马而死，可这一切并没有让卢象升心生半点怯意反却提刀愈战愈勇。为卢象升神勇气势所撼，吓破了胆的农民军于惊骇中溃走并相互告诫：“卢廉使（象升）遇即死，不可犯”。另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这次恶战之后农民军对卢象升极为忌惮，惧称其为“卢阎王”。就这样在卢象升所部悍勇力战下，明军先后在临城的西山、石城、青龙冈、武安等地接连大破农民军。斩杀农民军头目十一人、歼俘农民军及家属二万，农民军数遭挫败被迫落荒离去。
除了东进畿辅外农民军还有一路向川鄂一带转进。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正月，该路农民军接连攻破湖北房县、保康二地，而后调转方向杀入四川。二月，入川后农民军势头不减攻夔州破大宁，然而却为明末杰出女将四川石砫宣抚使秦良玉所阻遏。见力不能胜入川农民军又兵分两路各自转战，期间虽取得一些胜利但终究不敌明军。最后在明朝调集而来的各省精兵围追堵截下，于四处不断转战的各支农民军又大都被驱至河南境内，同时被压缩在黄河以北一片狭小区域。当此危急关头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夏，农民军首领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不幸中箭身亡（一说是病死）。王自用牺牲后各路农民起义军又拥推高迎祥为新任首领。
高迎祥是陕西安塞人，曾以贩马为业，善骑射且膂力过人，又因他向来敢胆敢为故而在农民军中号为“闯王”。当高迎祥被推举为全体农民军新首领时，农民军所面临局势已经到了异常险峻的地步。农民军活动余地越来越小，粮食给养也愈发困难，还随时濒临遭至明军围歼危险。十一月，为摆脱当前险境高迎祥率众首领假意向明军投降，并乞言“我等皆良民，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归降，押还故土复业”。高迎祥一番卑躬至极的哀请说得真叫感人至切，但是否能让明军网开一面？那可就真不一定了。如果碰上曹文诏、洪承畴这样做事决绝的狠角儿色，受困农民军惟有引颈待戮的分儿断难逃出生天。但庆幸的是此时曹文诏被调走了。是时皇太极正率清军征讨察哈尔蒙古，追击察哈尔林丹汗同时亦频频于明边附近活动，清军第二次大规模入寇也将在即。因北边防务形势迅速恶化，明朝只得将屡败农民军的勇将曹文诏调到重镇大同抵御清军，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负责留守的明总兵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麻痹大意未识破高迎祥使计，还窃喜能不战而弭平大患欣然接受了农民军诈降。然而就在明军放松警惕时，二十四日，农民军趁天气骤冷黄河冰封突然出击，一举冲破黄河天险进至河南渑池，史称“渑池渡”。黄河南岸明军因猝不及防被出其不意的农民军打得大败，明将袁大权战死。渑池渡后原本对农民军十分不利的局面大为改观，不仅摆脱此前明军重重围困还得以在更加广阔区域往来驰骋，由此明末农民战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当时中原大地连年遭遇大饥荒，各地百姓无半粒粮食糊口民不聊生。河南地区尤为如此，凄荒惨绝之状令人目不忍睹。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上疏中这样描述河南严重灾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灾情肆虐可灾民却得不到任何赈济，广大灾民生路无望纷纷加入到农民军中。吕维祺明确指出空前灾情必定会助长农民大起义声势，即“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故而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后，农民军规模和势力陡然间又开始迅速增长。高迎祥率领着持续壮大的农民军继续于各地作战流动，刚好明军在河南中西部力量较为薄弱。仅月余，农民军转战足迹几乎遍及河南西部，接着又波及邻境湖广、安徽和四川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