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章明末农民大起义
根据气候学研究，从明朝中叶起东亚大陆的气温逐渐下降。自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开始，这种气候转冷迹象越发明显。到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低温严寒现象不断加剧。至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东亚大陆平均气温达至最低点而后开始逐渐回暖。直到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东亚大陆气温的偏低现象方才结束，这便是气候学中著名的明清小冰河期。明清小冰河期期间，受气温偏低以及气候异常影响农作物产量出现大幅减产。除了粮食减产因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全国范围的极寒、大旱、大涝等严重自然灾害连年不绝。与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相伴，大规模蝗灾、鼠疫、天花等疾疫也频频发生。尤其在气温最为极端的崇祯年间，接踵而至的各种灾变达至高峰。其实历史上小冰河期并不罕见，隋初、宋初，包括明初都曾遭遇过小冰河期，但受益于当时政治清明和政府高效运作，灾情都得到有效缓解社会也得以稳定。反观明末社会则不然，土地兼并严重、阶级压迫残酷、朝廷衰败日益、官僚贪墨横行。在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下，饥寒交迫的广大民众只能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以灾情最为严重的陕西为例，天启、崇祯年间，陕西先后遭受两次各长达八年的超强旱灾。史载，整个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或“陕北各州县连年不雨”，农作物颗粒无收的同时，陕西也陷入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境地。数十万计的灾民饥饿而死，陕西各地频频出现“人相食”的极端惨象。朝廷中来自陕北安塞的大臣马懋才曾在给崇祯帝上疏中殇情悲泣道，“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吃人的恐怖景象并不仅仅局限于陕西，灾情异常严重的山东也屡屡出现“人相食”惨象。根据文献记载，遭遇大旱的山东各地“土地荒芜，村落为墟”或“田禾槁枯，千里如焚”。“逃死者十之七八，尚存者十之二三，人烟鲜少”或“民饥而死者十有八九”。“人相食，流民载道”或“人相食，死者山积”。山东各地共计有四十八个州县出现过“人相食”恐怖境况。当时明朝无论是陕西、山东还是山西、直隶，凡是严重受灾地区皆如阴森恐怖幽暗无望的人间炼狱。崇祯帝也曾试图救灾赈灾，想要缓解灾情安抚民生。但整个国家机器已然腐败透顶，任何救灾赈济的尝试都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史载，崇祯帝曾下旨划拨十万石粮食赈济灾民。可经过各级贪官污吏层层克扣盘剥，最后嗷嗷待食的灾民实际只领到五千石粮食。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当一个王朝无力拯救或者无视自己臣民死活时，那么一场足以推翻王朝暴政的统治危机必定会悄然形成。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七月，位于陕北重灾区的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为官一向贪婪凶狠只知横征暴敛丝毫不顾百姓死活，纵使穷苦人家也必欲榨干最后一滴骨髓。根据《烈皇小识》记载，知县张斗耀“催科甚酷”以至当地民众“不堪其毒”。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白水饥民王二聚集数百个活不下去的饥民铤而走险，众人全都以墨涂面。王二疾声厉问众人：“谁敢杀死知县？”众人齐声说：“我敢杀！”连呼三次众人皆高声同应。于是王二率饥民攻入县城，诛杀苦害百姓许久的恶知县张斗耀随后开仓济民，明末农民大起义由此揭开序幕。
王二起义军转战于渭北地区攻城池破监牢，斩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周边众多不得安生活命的饥民纷纷归附。得见起义军声势日渐壮大，朝廷立即颁下严令务必将起义军克期剿灭。在与进剿明军的艰苦作战中王二不幸被明将刘应遇俘杀。首揭义旗的王二虽死但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并迅速遍及陕西全境、甘肃东部及四川北部。陕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米脂张献忠、庆阳韩朝宰、延川王和尚、武都周大旺、洛川黑煞神、宜川王左挂等相继聚众揭竿起义。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短短三年间仅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就多达一百余部。除了无数灾民踊跃加入外，很多不堪兵役的逃兵，败于清朝的溃兵，甚至缺饷哗变的征剿官兵都纷纷加入到农民军中。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山西总兵张鸿功奉诏率五千精锐奔赴京师勤王。抵达京畿后张鸿功所部官兵三天不得口粮，士兵们饥馑难耐遂至哗变于四处劫掠后一哄而散。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陕西三边明军奉调远徙六千里，但是朝廷不予发放安家粮食而统兵将领又催促严苛。困苦不堪的官兵在行军中“几日人马俱倒”，官兵愤慨道“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于是在王进才等人领导下，官兵聚众哗变格杀军中残暴不仁的将官。逃跑或哗变的明军士兵几经漂泊周折最后大都加入到农民起义军中。哗变脱逃的明军官兵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有着丰富作战经验。加入造反队伍后很快就成为这些草莽武装的中坚骨干，大大提升了农民军战斗力。
在加入农民军的原明军官兵中，有一位就是明末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世居李继迁寨自幼出身贫苦，饱受地主豪强及官府盘剥欺压。为能糊口活命李自成小时候曾被舍入寺庙做过小沙弥，后来还俗给本邑姬姓地主牧羊度日，李自成仅十几岁时不幸丧母不久父亲也去世了。天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连年，可官府豪强对穷苦农民的盘剥丝毫不减，重重苦难下百姓无以聊生。好在李自成二十一岁时应募到银川驿站为驿卒，获得了一份较为稳定的营生。哪知好景不长，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监察御史毛羽健为报个人私怨奏请裁简驿站。崇祯帝昏聩不堪听从了毛羽健的混账奏请，将包括李自成在内的数万驿卒统统无情裁撤。短视明朝筹谋不利虑事不足，只知道节省了六十八万两银子开销，却从未考虑过该如何妥善安置大批被裁撤的驿卒。殊不知这些遭到裁撤同时生活又毫无着落的驿卒，很快便化为极不稳定的动乱群体加速了明末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失业后的李自成生计困顿，由于无力偿还所欠豪绅文举人的债，他曾被戴上枷锁遭到严刑拷打，不堪欺压的李自成怒杀债主文举人后又杀了通奸不忠的妻子。为躲避官府通缉身负两条人命的李自成与侄儿李过，一起跑到甘州投军谋口饭吃。因李自成练得一身武艺且还办事沉稳干练，很快就被提升为把总。然而边兵生活也不好过，粮饷不足不说还要被军官盘剥克扣，底层士兵们挨饿受冻是经常事。
己巳之变爆发后，李自成所在的甘肃边兵跟随参将王国调往北京勤王。参将王国贪墨成性克扣粮饷不发，李自成所在队伍行至金县（今甘肃榆中）时发生哗变。不堪饥苦还饱受欺压的士兵们忍无可忍，怒杀了统军将领和当地知县。正当哗变士兵准备星飞云散奔走流亡时，向来“猛勇有胆略”还深受官兵信任的李自成挺身而出。多年坎坷的苦难生活让李自成看透了世道黑暗，也恨透了明朝腐朽统治。在李自成说服下，本欲四散离去的哗变士兵都转投了农民军。至此为生计几经波折的李自成，终于被残酷命运无情催逼到揭竿举义的造反队伍中。
李自成带着弟兄们先是加入了由王左掛和张存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因王左掛和张存孟二人接受朝廷招安投降，不齿归降朝廷的李自成又率众转奔了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首领高迎祥。自打加入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便充分展现出其个人卓越军事才华，他不仅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治起军来也非常严谨。根据文献记载，李自成的队伍“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为争取广大民众拥护李自成还提出“剿兵安民”政治口号，并谆谆告诫部下“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女者如淫我母”。严明的军纪既能塑造顽强队伍也能锻造出凶悍战力，再加上无数百姓们倾心拥护，李自成的队伍很快就从各路农民军中脱颖而出。军威大振声名远扬的同时，李自成的队伍也成为了农民起义军中的绝对主力。用《陕西通志》的话讲，即各路农民军中惟李自成队伍“雄于诸寇”。李自成也因其卓著军事才能深得农民军首领高迎祥信任和赏识，并被高迎祥任命为麾下闯将。在此后农民起义军与进剿明军的多次激烈交锋中，作战勇猛的李自成果然不负众望，每每都能攻坚克难屡立战功。高迎祥不幸牺牲后，李自成又荣升为农民起义军中新一任“闯王”。而那位高高在上总还自以为意的崇祯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被他一时兴起裁员下岗的驿卒李自成，最终将会亲手埋葬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