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袁崇焕之死

看到崇祯帝有意赦免袁崇焕出狱并再度启用让其继续镇守辽东，温体仁和梁廷栋二人大为惊恐，深怕自己陷害袁公的阴谋败露由是加大栽赃诬告力度。袁崇焕守辽期间为拉拢灾荒中的喀喇沁蒙古共同抗击后金，曾卖粮与喀喇沁蒙古。不想喀喇沁蒙古此时已暗中投靠后金，明朝卖与喀喇沁的宝贵粮食转而流入到同样急需粮食的后金手中。此事中袁崇焕的确有失察之过，但情有可原况且罪不至死。可温体仁、梁廷栋二人偏偏抓住这个把柄不放，一口死咬袁崇焕是在刻意“卖粮资敌”。担心“卖粮资敌”一事不足以致袁公于死地，二人又在崇祯帝面前重提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将袁崇焕的罔顾圣意和自作主张，夸大为狂傲不法悖逆朝廷以及目无君上。温体仁还抓住崇祯帝忌讳掌握兵权的边帅与内阁大臣勾联的心结，刻意将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对袁崇焕的珍视器重，袁崇焕与钱龙锡的志同交好，竭力污蔑为钱龙锡、袁崇焕二人在私下伙同成党图谋不轨。不得不说老奸巨猾的温体仁真得摸透了崇祯帝的心思意念，在温体仁、梁廷栋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下，生性多疑的崇祯帝再次认定。就算京畿之战不是袁崇焕暗通后金所致，目无君上而且居心叵测的袁崇焕早晚也会犯上作乱。这样的乱臣贼子纯属祸根断不可留，否则留之必生祸患。看到崇祯帝真起了杀心，为国惜才的辅臣周延儒、成基命、王永光俱各上疏欲救下袁崇焕，可皇帝刚愎自用根本不予理睬。袁崇焕的老师孙承宗见圣意已决也不敢再上疏请命，至此袁崇焕再无生路。大学士钱龙锡也因“私结边臣，蒙隐不举”的罪名被崇祯帝下狱论死，后来在众臣不断求情下方才改为发配戌守定海卫。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帝御驾平台召见群臣，当众冷冷宣读了袁崇焕九项罪名。这九条钦定大罪，条条显露出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满腔怨恨。他恨袁崇焕辜负了圣望；他恨袁崇焕胆敢有“不臣之心”；他恨袁崇焕破灭了他中兴大明美梦。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仇恨是如此刻骨以致到了无以复加地步。为发泄心中那涛涛不绝的恨意，残暴凶戾且又丧心病狂的崇祯帝下令，将袁崇焕处以最为残忍的磔刑，即凌迟处死。而袁崇焕的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也被流放三千里。袁崇焕被押赴刑场时，他所舍命保卫的京师百姓们云集于沿途直至刑场，人们冲着袁公唾弃不止叫骂不绝。谁曾想到误解、仇恨、凌迟竟成这位悲剧英雄，十数年舍生忘死精忠报国所换来的全部犒赏。临刑前，袁崇焕仍旧念念不忘着他所舍命报效的国家和百姓。他用一种跨越生死的超然平静地作诗一首留作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当凶狠的刽子手用无比娴熟细腻的刀法一寸一寸地割尽袁公躯体血肉时，袁崇焕至死不曾发出一声。那颗曾经赤诚澎湃的忠心里，交织杂陈的尽是当初矢志报国场景和往昔峥嵘岁月回忆。袁崇焕内心中充盈着无以名状的辛酸悲愤，连同躯体被刀刀脔割时那痉挛剧痛交织在一起，化作两行淡淡的英雄泪滴落于尘土之中。袁崇焕被脔割下来的淋漓血肉，被那些不明真相群情激奋的百姓们争抢生吃。袁崇焕的铮铮遗骨也被愤怒的群众刀砍斧砸以泄愤（《石匮书后集》记载，“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明季北略》记载，“是时百姓怨恨，争啖之，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袁崇焕伟岸的身躯很快便尸骨荡然无存，只剩下一颗凄风凛凛的首级被传送至大明九边，向长城上那些忠勇的将士们彰显着大明皇帝是何等仁德威仪。

明末一代忠臣、杰出名将袁崇焕就这样含冤而死，死时家无余赀。更可悲的是，当时百姓皆以袁崇焕资敌通虏死有余辜。直到清朝入关后清廷编修《清太宗实录》时，事情真相方才大白于天下，惨死的袁崇焕冤情也得以昭雪是时天下冤之。然而纵观袁崇焕冤死的前因后果，后金反间计并不是害死袁崇焕的主因。明末朝廷暗无天日的政治斗争以及皇帝的刚愎多疑昏聩无道，才是害死袁崇焕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袁崇焕几乎躲开了后金接连布施的反间计暗害。但他却终未能避开政治恶斗引致的幕后黑手，还有从背后射来的支支难防暗箭。和熊廷弼一样，袁崇焕只是明末激烈政治斗争中又一个牺牲品。诚然袁崇焕并不是个完人，他性格孤迂耿僻轻狂自傲且还常常不听指挥擅作主张。说白了也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恰巧崇祯帝为人也很刚愎自用。不可调和的性格冲突让崇祯帝由起初对袁崇焕的惺惺相惜抱以厚望，转为势如水火积不相容。我们可以说正是袁崇焕的性格缺陷将自己在浑然不觉中逼到绝境死角。

但崇祯帝更应为君臣二人的冲突负主要责任。作为帝王，需要肩负起领导整个国家的职责与重任。所以任何称职的帝王都必须要具备敏锐判断力、准确决策力，以及良好的人事管理能力。当皇太极的新政出乎意料地改变双方整体态势后。如果崇祯帝能够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让战功卓著的袁崇焕继续主持辽东军务，再命孙承宗与袁崇焕搭配坐镇中枢应援。凭借合理的人才调配和明朝当时尚强于后金的整体实力，明朝还是完全有能力重新获取对后金战争的优势。只可惜！崇祯帝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所应有的沉着稳重和深谋远虑。对所做决策在执行时可能遇到的阻碍、风险和变数毫无预见，盲目乐观地将中兴大明的希望全都押注在袁崇焕身上。当复辽规划遭遇挫折时，正是需要最高决策者发挥其主导作用的关键时刻。可崇祯帝既不能持之以恒又不能顺时而变，反而轻易就被一群佞臣混淆了视听左右了判断。曾经的满心希望瞬间化为怅然失意之余，还将全部责任和过错统统推卸到臣子身上，残酷地杀戮臣子以泄愤。这等即无识人之能又无容人之量，浅尝辄止轻佻浮躁而又暴戾刚愎之人又能成就什么大事。仅仅十四年后崇祯帝就在彻底绝望中上吊自杀，也为大明王朝的终结画上句号。在笔者看来崇祯帝成为亡国之君绝非偶然，而是他性格与能力缺陷所导致的历史必然。

三国时期东吴名将甘宁的性格同袁崇焕极为相似。勇敢坚毅又不乏豪爽好施，足智多谋又关心部属，就是性情太过张扬不受拘束甚至有时也不太听孙权号令。可善于用人的孙权“不求备于一人”且能“忘其短而用其长”。正是因着孙权知人善用，甘宁终能在主公麾下充分发挥自己优点和长处，成为三国风云时代的杰出将领也为东吴立下汗马功劳。和同样少年掌权的孙权相比，自毁长城的崇祯帝在个人能力上的逊色和差距何其之大，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以泱泱明朝之大，有能者绝非仅袁崇焕一人。明朝末年的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杨嗣昌、孙承宗，都堪称是当时材优干济的栋梁之才。所以我们不能说袁崇焕死后明朝就没有可用之人了。然而熊廷弼、袁崇焕的相继惨死却揭示了一个铁一般的残酷事实。在明末那个黑暗无比的世代里，最高统治者的昏聩无道刚愎凶残，政治斗争的激烈残酷党同伐异。注定了这些本可功勋卓著的英雄们失去了大展身手的历史舞台。学者萧一山就认为，“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皆以盖世之才，治辽事而有余，然或内毁于阉党，外罹于反间，不终其位”。历史作家蔡东藩也认为，“令（熊廷弼）久于其位，何患乎满洲？”随着熊廷弼、袁崇焕这些于乱世中堪能独挡一面的杰出英才相继陨落不得善终。明朝方面不仅实力大损，军心民心也开始愈发涣散。很多辽人出身的关宁将士亦随之失去了信任和理念，甚至纷纷投奔后金（清朝）阵营甘愿为曾经的敌人先导前驱。以至时人为此发出这般感慨“（辽兵、辽将）明用之善，则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在笔者看来自崇祯帝自断手足残忍磔杀袁崇焕后，大明王朝灭亡的倒计时便已轰然开启。清人编纂《明史·袁崇焕传》时曾用一句极为深刻的点评作为该篇结尾，笔者非常认同，即“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