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袁崇焕之死
在收复遵永四城的战斗中敢打敢拼的关宁军表现得尤为英勇卖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宁将士们如此效命就是想通过荣立战功救出他们敬重爱戴的袁督师。然而重情重义的关宁将士们不会想到，更不愿想到他们一厢情愿的流血付出终未能救下袁崇焕。朝廷政治斗争的黑暗还有皇帝的刚愎昏聩暴戾，注定袁崇焕波折多舛的人生无法摆脱那最为惨烈的结局。
自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二月初一，于平台遭突然罢黜下狱，袁崇焕被关押在大牢中足足八个月。在长达八个月时间里，曾经恨得咬牙切齿的崇祯帝却在该如何处置袁崇焕这个“卖国贼”问题上，表现得犹犹豫豫以致迟迟未能作出裁决。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
其一、正义人士替袁崇焕的辩白。世道纵使渊灭黑暗但总还会有些代表正义的星光萤火。一些忠义明察之士看出袁崇焕蒙受的不白之冤，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替袁公辩白。曾任袁崇焕幕僚（一说随从）的程本直痛惜袁公蒙冤。他将随袁崇焕征战时亲眼所见的袁公忠勇事迹和谣传真相，编为《漩声记》、《矶声记》为袁崇焕鸣冤。程本直还誓言要与袁崇焕同死同存绝不独生。袁崇焕被冤杀后秉忠承义的程本直果然从死。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很有正义感，他坚持认为袁崇焕是被冤枉的，为此上《白冤疏》替袁崇焕申辩。《白冤疏》中钱家修不惜触怒崇祯帝，盛赞袁崇焕“义气贯天，忠心捧日”，并乞求皇上“大奋乾纲，超释袁崇焕，照资拔用”。兵部职方司主事余大成向来仰慕袁崇焕精忠报国。见袁崇焕负冤入牢余大成同样上疏竭力为袁崇焕辩白。因替袁崇焕申冤鸣屈触怒了兵部尚书梁廷栋，余大成自是遭到官场迫害贬职充军。袁崇焕死后五年，毫不避讳的余大成还曾特意迂道至袁崇焕故里东莞，只为吊祭含冤屈死的袁督师，祭拜时慷慨呜咽见者声泪俱下。除了以上三人，当时还有一个人名叫何之璧，带着阖家老少四十余口到庭阙叩头请求代袁督师坐牢。这些大义凛然之士不计个人所得，不顾个人安危冒死上疏上谏。崇祯帝听闻后多多少少也会为他们的慷慨执着而动容。
其二、关宁军民的积极营救。袁崇焕性格确实孤迂耿僻绝对属于官场上的异类。但袁崇焕清廉公正爱兵护民还能放下身姿与部属同甘共苦，因而深得广大军民爱戴。根据余大成所著《剖肝录》记载，“自焕下狱，关外将吏士民，曰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总兵祖大寿也“以官阶、赠荫请为袁崇焕赎罪”。为求立功救赎袁督师，在祖大寿统领下关宁军不计曾受过的满心辛酸与欺辱，甘愿重回关内为国效命且每战必冲锋在前敢死当先。随后战斗中关宁将士们用他们的英勇奋战硬是打退了强悍后金军，为朝廷赢得遵永大捷。关宁军民为营救袁崇焕做出的种种努力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崇祯帝得知此情自然会重新审视袁崇焕所谓“罪行”。
当崇祯帝不断收到钱家修、余大成等人为袁崇焕申冤明辨的上疏。又得知遵永大捷中“所复地方皆辽兵之力”。再联想起袁崇焕为保卫北京城，率领关宁将士与数倍于己的后金军殊死血战。年轻的崇祯帝逐渐冷静了下来，在重新审视袁崇焕的罪行和嫌疑时，崇祯帝又开始倾向于袁崇焕确实是冤枉无辜的。甚至还打算再度启用袁崇焕让他继续主持关外辽事。史载，崇祯帝就曾在钱家修的《白冤疏》上，回旨批复“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著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这道回旨显然表明崇祯帝已经有意释放袁崇焕出狱了。再有袁崇焕籍贯岭南东莞，崇祯帝因之称袁崇焕为“蛮子”。遵永大捷后心情舒畅的崇祯帝曾在公开场合对满朝臣子们说：“守辽非蛮子（指袁崇焕）不可”。这等于崇祯帝再次肯定了袁崇焕才是守辽最佳人选，点明要重新启用袁崇焕。当一切都在似乎向人们预示着，蒙冤入狱的袁崇焕复出已指日可待时。上天却给了那些忠义的仁人志士们一记雷霆霹雳，无情震碎了他们望眼欲穿的祈盼。囚于狱中的袁崇焕终究未能逃过死劫，被冷酷无情的崇祯帝下旨处死。
在皇帝已有宽宥之心的情况下，到底是什么能让崇祯帝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答案就是朝廷内部暗无天日的政治斗争。自古以来，君子蒙难定会有势力小人为各种企图而趁机落井下石。自袁崇焕下狱后朝堂上一群丑类恶物奸佞宵小，就开始疯狂攻讦污蔑及上书弹劾袁崇焕。其图谋龌龊手段卑劣必欲致袁公于死地。这些拼命攻击袁崇焕的奸人主要分作如下三类：
其一、京畿之战中利益受损的达官显贵。此次京畿之战后金军铁蹄所过之处，任何胆敢抵抗不降的州府县镇必遭无情烧杀与掳掠。京畿周边多为皇亲贵戚或达官显贵的田庄私产，而京畿地区又恰好是此次战火波及的重灾区。那些皇亲贵戚达官显贵们平日里苦心积攒的财富俱都付之一炬，怎能不让他们恼怒愤慨。无处发泄的达官显贵们便将心中怒火发泄在袁崇焕身上。他们丝毫不考虑袁崇焕抗击强敌保卫京师的种种难处和苦衷。反而认为正是袁崇焕阻敌不利，才使得后金军打到北京城下祸乱京畿，同时也导致了他们无法挽回的财产损失。因此“祸首”袁崇焕必须要为他们的损失负全责。于是这些达官显贵们为泄私愤纷纷上书崇祯帝，要求处死袁崇焕（《剖肝录》记载，“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丘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抚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
其二、暗藏于朝野中的阉党势力。阉党权势最为炽盛时堪称树大根深势焰熏天，其党羽包括明的、暗的、灰的遍布于朝野各个角落。崇祯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着手铲除了阉党集团核心，但仍有大量阉党余孽改头换面后继续钻营于朝堂之上。这些阉党余孽对自己的政治死敌，即再度掌权的东林党人是恨之入骨。同时也时刻祈盼着能够死灰复燃重新夺回阁权。只因官职低实力弱，阉党余孽自然不敢去与东林内阁正面交锋，故而想尽各种方法试图迂回攻击。虽然袁崇焕不是东林党人，但为求达到“以疆场之事翻逆案”的阴毒目的，阉党余孽仍旧疯狂诘告袁崇焕，这位曾被东林党深为倚重的边关大帅。执意要以袁公为突破口扳倒由东林党掌控的内阁。至于袁崇焕死活及其无辜与否阉党余孽倒是全然不以为意。只想着怎么在污蔑袁崇焕同时，能把东林党魁也是内阁次辅的大学士钱龙锡牵扯进去，在炮制所谓钱龙锡案同时又以钱龙锡案广泛网罗东林诸臣。阉党余孽的险恶目的最终达成，通过不断诘告牵连攻击，阉党沉重打击了时正掌控内阁的东林党，成功实现多年来妄图翻案夺权的夙愿再度执掌朝纲。出身东林党的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成基命、李标等纷纷去职，六部七卿也相应变更。而一批出身阉党的奸臣、佞臣、庸臣趁机登堂入室控制内阁。与此同时在阉党余孽恣睢无忌的交章攻讦下，作为党争翻案夺权的垫脚石，袁崇焕终被置于无可挽救的绝境中。
其三、袁崇焕得罪的奸佞小人。袁崇焕性格十分孤迂耿僻，为人特立独行又不肯趋炎附势。得罪很多官僚同时，更为党恶朋奸的腐朽官僚集团所不容。根据《剖肝录》记载，新任兵部尚书梁廷栋即“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袁崇焕蒙冤下狱后，粥粥无能却心胸狭隘的梁廷栋甚为窃喜竭力迫害陷于囹圄的袁崇焕。兵部职方司主事余大成就是因替袁崇焕申冤鸣屈引致梁廷栋不满，随后遭到这位顶头上司不断训斥弹压。除了兵部尚书梁廷栋外，还有一个卑劣无耻的奸佞小人也在疯狂迫害袁崇焕，竭其所能一心要致袁公于死地，这人就是明朝末年著名奸臣温体仁。温体仁是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进士，与阉党骨干崔呈秀关系密切算是阉党集团一员，温体仁做事为人向来阴险诡诈。《明史》称他是，“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但因其玲珑圆滑深于城府又善于窥测政治风向，温体仁总能在各派间左右逢源。崇祯帝继位后极善伪装的温体仁不仅免遭清算，反被崇祯帝视为“纯忠亮节”的直臣而得到新君宠信。然而在这看似“纯忠亮节”的光耀面具下面，暗藏的却是一颗卑劣凶残肮脏无耻的黑心。为了攫取权力，温体仁可以整日对崇祯帝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为了攫取权利，温体仁又敢于与群臣为敌成天搬弄是非，甚至不惜陷害忠良误国误民。温体仁就是通过非常卑劣的手段扳倒东林党骨干钱谦益，而后堂而皇之地取代钱谦益成为内阁大学士的。
温体仁还与被袁崇焕处死的毛文龙关系颇深，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党。毛文龙在世时，用贪墨而来的巨额军饷广贿朝中人脉，在权钱交易的撮合下，温体仁和毛文龙狼狈为奸臭味相投，很快二人便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无异于断了温体仁一笔不菲财路，这让温体仁自是对袁崇焕痛恨不已“每思有以报之”。待袁崇焕下狱，温体仁公然置国家外患于不顾必欲加害袁崇焕且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根据温体仁自撰的《鸥陂渔话》记载，他曾连续五次上疏以袁崇焕“欺皇上”、“资敌私通”、“引敌上驱”、“胁城下之盟”的罪名，力请处死袁崇焕。恬不知耻的温体仁甚至还向他的家人洋洋得意地炫耀，袁崇焕遭到罢黜下狱与他的参劾有直接关系（“吾密疏，实启其端”）。温体仁除了上疏还指使他人诬陷袁公，而且凡是敢替袁崇焕申辩鸣冤的忠义人士，都会遭到温体仁疯狂打压。御史罗万爵为袁崇焕申辩即而削职，布衣程更生被下狱论死，御史毛羽健只因和袁崇焕讨论过五年复辽方略，遂致构陷随后罢官充军。就这样在温体仁、梁廷栋两个小人沆瀣一气下，尽管朝中群臣大都心知袁崇焕确实蒙受不白之冤。但因惧怕受到温体仁和梁廷栋迫害，尤其在次辅钱龙锡等人相继谴罪后众臣都不敢站出来相救。以是遭奸佞报复的余大成在《剖肝录》中不无悲愤地写道，“诸廷臣持焕者十之三，而心悯其冤者十之七。时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与栋，未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