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擅杀毛文龙
凡人都不是仙，又岂能事事未卜先知，我们不能苛求袁崇焕所作决断必须料事如神。当初在制定五年复辽规划时袁崇焕根本不曾料到，他的对手皇太极会有如此神通作为。更不会想到，皇太极推出的新政竟会对时局产生如此重大深远影响。要晓得这后来出人意料的时局大逆转，袁崇焕起初也是无从得知啊！反倒依然信心满满地规划着五年复辽并准备付诸实施。
袁崇焕向崇祯帝允诺五年复辽后旋即便往关外赴任。万没想到就在赶赴宁远上任途中，袁崇焕突然收到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宁远前线将士们哗变了。此时距崇祯帝平台召对才不过十天。曾经在宁远、宁锦两次大战中挫败后金劲旅，令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望而生畏的宁远将士们怎么就公然哗变了哪？察究此事起因，还真不能怪宁远的明军将士。自阉党擅权乱政以来朝廷上下乌烟瘴气国政混乱不堪。从为魏忠贤建生祠到滥赏阉党党徒，数之不尽的民脂民膏被恣意盘剥，不计其数的国帑公资被挥霍一空。待崇祯帝继位时，明朝国家财政已破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崇祯元年实际财政只收入两百万两白银，而辽东前线所需军费开支即高达三百二十七万两白银。如此巨大财政亏空，必然会导致明军中出现普遍欠饷情况。
当时驻守宁远的十三营明军已经欠饷达四个月，穷困潦倒的士兵们及其家眷根本无以为生，很多人只好典衣卖马可依然不保一家人糊口。艰苦困境中如果官员能够体恤兵士，将领亦能同甘共苦的话，情势艰难些却也能维持下去。昔日袁崇焕于边关统兵时就曾遇到同样困境，但袁崇焕治军严谨纪律森严还能做到克己奉公与官兵一体。故而深受将士们拥戴，自然也能压得住阵势维持队伍稳定。可惜宁锦之战后受到排挤的袁崇焕去职还乡，阉党指派党羽王之臣接任辽东督师兼辽东巡抚。没过多久阉党就倒了台王之臣被免职，改由毕自肃接任辽东巡抚，袁崇焕接任蓟辽督师兼兵部尚书。刚好在这交接混乱期间王之臣哪有袁崇焕统兵治边的本事，尤其阉党失势令王之臣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更顾不上军中各项繁多事务。关宁锦地区很快陷入到军纪废弛腐败重生的混乱中。正当广大军士及其眷属因欠饷生活困顿食不果腹时，居然还有不法官员贪赃枉法，更有犯科将领公然克扣粮饷。上层官将如此不公怎能不让底层官兵群情激奋，愤怒士兵为讨回四个月欠饷自发聚集哗变攻入官府。明朝在宁远的主要军政长官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通判张世荣等俱被哗变军士捆绑，殴打得遍体鳞伤。兵备副使郭广急忙向周边富民借银三万两，连同尚存库银两万两共计五万两分发给士兵，哗变军士方才散去。没想到巡抚毕自肃生性刚烈，因遭兵士殴打自觉无颜于世堂堂巡抚自缢而亡。
巡抚毕自肃一死，事情性质就更加严重了。宁远士兵的自发讨薪也被上升到不可姑息的政治事件，袁崇焕如果处理不好是很难向朝廷交代的。七月二十五日，宁远发生兵变。八月初六，袁崇焕赶至山海关。八月初七，迫不及待的袁崇焕急忙从山海关单骑前往宁远。袁崇焕到了宁远连官邸也不进直奔兵营。只见哗变后的军士们哄哄嚷嚷兵营秩序也非常混乱，如果处理稍有不当就极有可能引发新一波哗变。但当看到曾经率领自己力抗强敌，一同出生入死深受爱戴的老领导袁崇焕突然出现在兵营，原本焦躁难宁的各营官兵立即安静下来。当着全体将士面，袁崇焕没有急于惩治参与哗变人员，只向众人宣扬当今皇帝恩德圣义。随后安抚众将士表示不会追究哗变闹事的官兵。军士们吃了定心丸顿时大感宽慰各自有序返回营房。
待至军营秩序恢复袁崇焕又马上与兵备副使郭广设谋，诱捕了此次士兵哗变的首领张正朝、张思顺。在袁崇焕亲自审问下，二人如实招供出十五名参与煽动哗变的通谋骨干，这十五名同伙被立刻逮捕，袁崇焕旋即将这十五人全部斩首示众。同为恶首的张正朝、张思顺因检举他人有功，得以免死发往前线戴罪立功，二人感激涕零，唯唯叩谢。至于其余参与哗变兵士一律不予追究。但在此次哗变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各级官员、将领都受到严肃处理。其中总兵官朱梅免职，中军吴国琦知情不报斩首。就这样袁崇焕以其犀利手段既安抚了躁动不安的将士，防止事态继续恶化扩大。同时又惩治哗变组织者严肃了军纪，干净利落地平息哗变。
此次士兵哗变的直接导火索是前线将士长期欠饷。欠饷问题不解决，将士们如何能安心打仗，于是平息宁远兵变后袁崇焕连忙上表朝廷，请求下发前线将士所欠军饷共计七十四万两白银，户部以无钱为由多次回绝。袁崇焕又上疏崇祯帝最后在皇帝督促下，户部多方筹措三十万两白银算是救了袁崇焕燃眉之急。欠饷问题暂时解决了，可袁崇焕却再次向崇祯帝上疏。既然巡抚毕自肃已死，希望朝廷不要再派巡抚关宁边务全由他一人说得算。按大明祖制，朝廷在重要地区设置经略掌管军事要务，同时必设巡抚监督经略用以防止地方出现尾大不掉乃至藩镇割据的情况。袁崇焕初衷确是好意，为避免再次出现经抚不以及互相掣肘的情况，崇祯帝也答应了。但袁崇焕胆敢向皇帝索要边关重镇全权的举动，绝对是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其实袁崇焕完全可以再策略些，要求朝廷选派一个办事得力的巡抚来和自己搭班。这样的话既能免遭他人羁绊也可不授人以话柄，只能说袁崇焕在政治觉悟上还是太过幼稚，太欠火候。
袁崇焕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上述不智举动所带来的莫大风险和政治危机。依然笃定地相信只要消除束缚自己的陈规陋俗，集中一切可用资源和力量归己调配，那他定能够大显身手一展宏图，向皇帝五年复辽的允诺也必会如期兑现。然而袁崇焕必欲集中全部力量收复辽东的规划，却遭到己方一位边关重臣竭力反对。这位横挡在袁崇焕面前的反对者，就是东江镇平辽总兵官兼左都督毛文龙。与袁崇焕相似，毛文龙也是明清交替之际一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后世学者对毛文龙褒贬不一，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即毛文龙的功绩和忠奸。
先说功绩，毛文龙治军肯定不如袁崇焕，袁崇焕麾下关宁军凭坚据守可令后金军望而却步，即便野战争锋也能与八旗铁骑匹敌相当。相比之下毛文龙的兵就要差一个档次啦。若说四下游击暗地袭扰尚可，可若论起攻坚克难那就力不从心了。当时最了解毛文龙底细的明朝兵部就认为，“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制则有余”。没错，在明清战争中毛文龙的东江镇确实于敌后起到牵制作用。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也的确对毛文龙恼恨不已，但这个牵制作用不可盲目夸大。宁远、宁锦两次大战期间后金军主力照样西进直指关宁锦，也没见被毛文龙的东江镇牵制住。正因如此明将杨国栋才会弹劾毛文龙，“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明臣潘士闻也弹劾毛文龙，“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甭管二人的弹劾是否出于公心，但他们所言所讲确是不争事实。
别看战绩平平，毛文龙却不是一个行事低调处事谨慎谦恭之人。自从加秩晋阶获赐尚方剑后，坐镇东江的毛文龙愈发恃功自傲直至桀骜难驯。在明朝方面的史籍文献中关于毛文龙骄横跋扈的记载比比皆是。诸如：“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除了骄横跋扈外毛文龙还不断谎报军功，只为年年向朝廷索取高额军饷。曾对毛文龙鼎力相助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实在看不下去了，请旨朝廷核查东江镇的战报和军饷。可结果哪！毛文龙对其大为忌恨“嗾言官寻端中之”，最后逼得袁可立辞职离去。总之对于毛文龙督师东江镇的功绩与过失，笔者非常认同史学家谈迁在《国榷》对毛文龙所作评价，“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毛文龙）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
再说忠奸，若仅仅是于战不利平日耗饷繁多，还可算作是个人能力的优劣良莠。但毛文龙所干出的其它斑斑劣迹就已完全超出平庸界限，纯粹属于大是大非的忠奸范畴了。毛文龙贪得无厌为敛财公然违制向过往的商贾强征赋税，私设马市交易物资还贩卖违禁物品谋取暴利，操控朝鲜贡道劫扣朝鲜贡品。其实以上所罗列都已算不得什么，毛文龙还曾干出杀良冒功这样丧尽天良的恶行。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曾在《明季北略》中，这样记述毛文龙所犯暴行，“辽民苦虐于北，时欲窜归中朝，归路甚艰，百计疾走，数日方抵关，文龙必掩杀之，以充虏报功”。胆敢做出杀良冒功的行径，像这等丧尽天良的败类如果不是奸贼还能是什么？
论奸毛文龙实乃大奸。阉党执政期间，袁崇焕、毛文龙都曾有过巴结阉党行为。可袁崇焕附和蓟辽总督阎鸣泰共为魏阉建生祠，那全是为求自保，最终袁崇焕也因不与阉党靠得太近而遭排挤打压。不同于袁崇焕毛文龙执意“塑冕旒像于岛中”，那可是一心想“与魏忠贤相结”好攀附朝中权贵参与结党营私。史载，朝廷拨给毛文龙的百万饷银中大半未出京城，就被毛文龙结交贿于朝中人脉（《剖肝录》：“去旧额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都门，皆入权宦囊中”）。这些人脉除了权倾朝野的阉党成员，还有其他各级但凡肯与他相合的贪官污吏。凭借散布于朝中的党羽耳目，毛文龙随时都可侦刺到朝廷一举一动。用明清之际的陈玉树话讲，即“崇焕朝请，文龙夕知。朝命未下，已得预为之备”。毛文龙贿买的同党中就有崇祯时任内阁大学士的温体仁，温体仁素以八面玲珑阴险狡诈而著称，日后袁崇焕惨死就和温体仁有直接关系。按朝廷规制军镇总兵及以下各级官员应由朝廷任命，可东江开镇八年拒不接受朝廷派遣文臣监理，毛文龙不仅虚报军队员额，东江军中的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各级将官一千余人，也全由毛文龙一人任命。军中骨干亦都被毛文龙认作义子、义孙而改姓毛，堂堂大明东江镇俨然成了私属毛文龙的毛家军。孤悬海外的毛家军向来横行无忌肆意妄为，与其毗邻的朝鲜就深受其害。朝鲜人李肯翊在《燃藜室记述》中曾怒斥毛文龙，“时称海外天子，部下诸凶，肆害尤甚”。有人说丁卯之役时毛文龙也曾奉诏援朝与后金军恶战不止，其实这看不出毛文龙对朝廷有多忠顺，而是在毛文龙眼里朝鲜早就是他私属势力范围，他又怎肯坐视朝鲜落入它人之手哪。为保自家私利毛文龙定然要跟后金军死磕到底了。
自古以来敢于欺君罔上的独夫民贼，从来都不会在乎什么忠义廉耻。毛文龙这个败类也不例外，他早就对明朝心存异志，尤其崇祯帝继位阉党覆没后。当时朝野上下诸文臣“视东江为赘旒”，“忧皮岛毛文龙难驭”，曾为阉党党羽又遭朝野疑忌的毛文龙深恐会受到追究，便暗自里与后金勾结。清朝官方文献对此记有明载，《清太宗实录》称，“文龙欲与我国通好。屡遣使致书”，“明宁远巡抚袁崇焕以文龙与我国私通，杀之”。《满文老档》亦载，“去岁七月。毛都督闻文官之言有嫌于心，欲望登北岸”。还是《满文老档》记载，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毛文龙先后致信皇太极八封，书信称“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从以上书信字里行间毛文龙反叛之心已昭然若揭！之所以暂时未反，不过是在待价而沽尚未及反罢了。别看毛文龙暗自款敌谋叛的举动很隐蔽，但明朝方面多少还是有所察觉。亲历明末战乱的黄宗羲曾明确指出，“文龙官至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索饷岁百二十万缗，不应则跋扈，恐喝曰：臣当解剑归朝鲜矣。则其内怀异志非一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