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擅杀毛文龙
经济方面，皇太极登基继位后积极采纳群臣提出的有关“足国足民之术”，“罢非时之工，广养人之惠”等善策良政，大力恢复农业生产以及发展社会经济。皇太极为此多次颁下诏谕，务要“用恤民力，专事南亩，以重本务”；举凡“工筑兴建”若有妨农事，一律停止，不许耽误农时。皇太极为促进社会经济尽快好转打破旧有社会生产关系，释放大量农奴奴隶将其转变为封建农民。这些开明进步的革新举措在有力促进后金社会向封建化转型的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底层女真（满）族、汉族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此影响后金社会经济开始逐渐恢复并且取得长足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后金政权不仅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剩余存粮也变得充裕起来。史载，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时，后金农业生产甚至出现“地广粮裕”的盛景，仅造酒一项一年用粮即达“数十万石”。由此足见，后金当时的粮食产量有多么丰沛。
食为果腹，衣为御寒。皇太极深知发展棉纺对民生的重要性。皇太极继位后大力推广植棉织布并诏令全国“督织”，为提高生产积极性还经常奖赏“织造匠役”。后金社会纺织手工业随之有了大幅提升。除了粮食生产和棉纺，皇太极又大力倡导兴办冶铁、陶瓷、造船等手工产业。经过数年不懈努力，后金社会很快出现“文绣锦绮无所不具”，“淋硝工匠般般皆有”的繁荣兴盛景象。不止农业和手工业，皇太极还不忘积极发展后金商业贸易。在皇太极积极鼓励扶持和引导下，辽东地区往昔繁荣兴盛的各种商贸活动重新得以再现。作为后金政权政治中心，盛京（沈阳）也迅速发展为辽东地区新经贸中心。沈阳城八门大街就是当时商贾云集的著名商业区。皇太极为增加国库收入还采取官商形式经办对蒙古对朝鲜，甚至包括与明朝之间的通商贸易。总而言之在皇太极苦心孤诣经营下，后金社会经济不仅整体全面恢复，各个经济层面也都得到发展和进步。皇太极新政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成效斐然，既安定了民生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也奠定了支撑后金（清朝）此后同明朝战争的重要经济基础。
军事层面上，皇太极通过重新改组八旗体制，不断扩充壮大后金（清朝）的军事力量。
其一、为满洲八旗不断补充新生力量。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将那些已经征服或编入旗籍的女真人称为“佛满洲”，满语意为“旧”满洲。佛满洲中最为根正苗红的，当属努尔哈赤起家的建州女真。佛满洲之外，那些新征服或新归附被编入满洲八旗的女真人则被称为“伊彻满洲”，满语意为“新”满洲。伊彻满洲主要是由东北偏远边区的女真余部，以及部分其它部族（如：达斡尔族）组成。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延承父志继续对东北偏远地区多次用兵，最终实现后金（清朝）对东北地区女真族群的大一统。大量偏远地区的女真土著便以伊彻满洲身份编入满洲八旗，成为满洲民族共同体的新成员。例如：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在后金（清朝）对黑龙江中上游索伦诸部征讨中，一次就有五千六百七十三名被俘索伦部民被编入八旗牛录。同年征讨征库尔喀部时，俘获壮丁四十二人也被即刻补充到缺额各旗披甲。
其二、增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为拉拢后金（清朝）政权内的蒙古人和汉人，也为扩充后金八旗军战力。皇太极特意将努尔哈赤时期编入满洲牛录中的蒙古人、汉人，以及此后新掠取及归降的蒙古人、汉人分别编成蒙古二旗（又称左右二营）和汉军单独一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将蒙古左右旗扩编为蒙古八旗。后于崇德七年（1642年），再将原先汉军旗扩编为汉军八旗。据后世学者考证，汉军八旗主要以辽人为主体。明清之际所谓的辽人，主要指以辽东都司辖下的辽东汉人以及高度汉化的辽东各少数民族。辽东自古就为多民族混居区，《辽东志》曾明载，明代辽东都司中“华人十（之）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真野人十（之）三”。受各族间频繁通婚影响，辽人不仅混有浓重的北方诸胡血统，还形成了豪爽粗犷及“性悍善骑射”的塞外边民性情。但同时在与汉人长期混居中，很多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也逐渐变得与汉人别无二致。皇太极设立汉军八旗后，便将国内汉人以及高度汉化的蒙古人、女真人等统统编入到汉军八旗中。像清初大臣佟养性，其先世原本出自女真夹谷部佟佳氏，只因世居辽东汉化而被编入汉军正蓝旗。清初将领石廷柱，其先祖出自女真苏完部瓜尔佳氏累世为明朝中层军官。广宁之战时石廷柱随众降清，后来也被编入汉军镶红旗。
为拉拢编入旗籍的蒙古人、汉人，皇太极给予其很高待遇及社会地位。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被统称为旗人，三者社会地位原则上是相同的。例如：在奉行满汉不得通婚的清代，汉军八旗就可随意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通婚。抚顺额驸李永芳、李率泰父子就娶了宗室女子为妻。天聪五年（公元1632年），大凌河之战结束后，为安置已编入汉军旗的被俘明朝官将，代善之子镶红旗贝勒岳托建言，“善养之道当予以家室，以诸贝勒大臣之女配与他们为妻，出公帑以给其需，妇翁衣食与共必不再思返故土。如此人心归附，大业可成也”。而在清代旗人群体中也形成“不分满汉，但问民旗”的整体意识，这种旗人民族整体意识出现，既有利于后金（清朝）政权获取编入旗籍的蒙古人、汉人认同和效忠，也有利于清朝入关后借助汉军八旗来巩固清朝在内地的统治。然而随着对明朝战争节节胜利，尤其入关后汉军八旗规模越发庞大以致占据旗籍大半。出于对汉人防范，汉军八旗开始受到连累继而社会地位也逐渐降低。乾隆时期，旗人人丁滋生繁重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太大。乾隆帝干脆强命入关后新入旗籍的汉军（又称新汉军）出旗自谋生路，一下子清理出旗达数十万之众。但“从龙入关”的辽东汉军（俗称陈汉军）不在出旗之列。由此可见，在奉行“首崇满洲”的后金（清朝）统治者心目中，“从龙入关”的辽东汉军是包含于满洲民族共同体之内的。只是在旗人群体内部再细分时，满洲八旗地位为最高居于首，其次是蒙古八旗而最后才是汉军八旗。
皇太极新增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只是两者在作战任务上的侧重各有不同。蒙古八旗因擅长弓马骑射同满洲八旗一样多承担冲锋陷阵使命，汉军八旗则主要负责各种火器打击。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命于永平之战中被俘的王天相于盛京（沈阳）铸造大炮。满人忌讳“夷”字，故将新铸成的大炮称为红衣大炮。这支新组建的重炮兵被皇太极视为攻明利器，特交由汉军旗佟养性率领。在此后历次攻坚大战中，使用火器的汉军八旗立下不可磨灭的赫赫功勋。有了擅长弓马骑射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又有了擅长使用火器的汉军八旗，两相优势互补，如虎添翼的后金（清朝）军事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总而言之在皇太极大刀阔斧改革下，后金（清朝）不仅消弭内部原本深重的社会危机，国势也越发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