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擅杀毛文龙

宁锦捷报传至，明朝举国欢腾朝野欢庆满朝文武都为之兴奋不已。然而大战硝烟刚刚褪去，作为宁锦大捷第一功臣袁崇焕不仅没有受到该有的嘉奖，反倒遭到嫉贤妒能的阉党排挤。必欲将袁崇焕逐出朝堂的魏忠贤指使党羽对袁崇焕交合弹劾诘告，当时朝政尽为阉党把持，哪有人敢去替袁崇焕辩言。在阉党歇斯底里铄金销骨下一代名将袁崇焕不无悲愤道，“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七月初一，心灰意冷的袁崇焕上疏告病辞官。阉党核准后袁崇焕带着仆人离京返乡，此时距离宁锦大捷才不过一个月。袁崇焕走后不久，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十一，不慎落水生病的明熹宗服用“仙药”后身亡。明熹宗朱由校无嗣，其异母弟信王朱由检登基，是为明思宗，亦年改元崇祯，这就是大明王朝末代君主崇祯帝。明熹宗交给弟弟朱由检的是一个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明朝。但这并不妨碍崇祯帝拥有一颗矢志中兴的帝王雄心。崇祯帝继位立即着手清除阉党。十一月，权阉魏忠贤在发配凤阳途中上吊自杀，死后戮尸。同为祸首的客氏被笞死于浣衣局焚尸扬灰。除魏客二首外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曾经祸国殃民的阉党集团被崇祯帝一举摧毁，喜讯传来天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深信大明朝中兴有望。

清除阉党后崇祯帝又开始着手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在广东老家赋闲的袁崇焕也应诏赴京之列。一心中兴明朝的崇祯帝非常器重这位两度大败后金的袁崇焕，同时也将收复整个辽东的重任全然托付给袁崇焕。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四月初三，年轻的崇祯帝正式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右副都御使兼蓟辽督师。七月十四，崇祯帝在紫禁城平台召见朝中大臣及袁崇焕。商议辽东局势时袁崇焕承诺“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帝听闻大喜当即允诺，会满足袁崇焕为五年复辽所提各项条件，并赐予尚方宝剑及便宜行事之权。

针对袁崇焕提出的五年复辽，史学界有过一段公案。清人编纂的《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祯帝平台召对期间，言官许誉卿利用朝臣休憩之隙向袁崇焕虚心讨教复辽事宜。袁崇焕随性回答，“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许誉卿惊诧道，“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一席话说完，袁崇焕方意识到刚才御前自己轻率失言了，神色也变得怃然起来。后世据此对袁崇焕多有抨击认为其人言行孟浪鲁莽无知，或信口开河言过其实，或阿谀谄媚曲意逢迎等等。对此笔者更为认同学术界较为主流的另一种观点。即《明史·袁崇焕传》记载有误，其实“五年复辽说”并非未妄言媚上，而是袁崇焕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提出的慎重方案。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时曾在上书中直言，“臣（若）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毛文龙者诛臣”。由此可见袁崇焕履职上任后，确实是在按着五年复辽目标按部就班运作的。

至于袁崇焕何敢向崇祯帝许下五年复辽的承诺自有其判断依据。当时后金国内灾情依然严峻社会经济尚未摆脱动荡，民族矛盾尤为尖锐而且后金上层还存在着严重政治分裂。皇太极皇权宝座并不稳固，不断面临着来自实力强大的诸王贝勒们威胁和挑战，此外察哈尔蒙古、朝鲜依然站在明朝一边且视后金为寇仇。综合以上几点情况只要朝廷全力支持，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规划目标是完全有可能达成的。那五年复辽为何最终未能实现哪？这是因为袁崇焕错估了两个人，即崇祯帝和皇太极。崇祯帝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又不能知人善任，袁崇焕最后就是遭到崇祯帝猜忌而蒙冤惨死的。皇太极别看军事上不是袁崇焕对手，但在政治能力和统治谋略上，那绝对是聪睿英毅的一代英主，远超崇祯帝、袁崇焕一个数量级。针对后金国内种种乱局，皇太极实行了一系列故鼎革新同时又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史称“皇太极新政”。后金曾显颓废的国势因之止乱企稳此后不断壮大起来。正是皇太极奋发图强一番作为，不仅打碎了袁崇焕提出的五年复辽规划，同时也奠定了日后清朝入主中原、问鼎天下的皇朝根基。

天聪、崇德年间的皇太极新政涵盖了后金社会方方面面。政治方面，皇太极为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君权，废止了努尔哈赤制定的八位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转而设立以皇太极为核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全权负责处理国家核心政务。议政王大臣会议署理的内容主要有二：一是军务，“凡遇出师，必先议定而行”；二是审理满洲王公大臣刑案。除设立议政王大臣会议外，皇太极还采用汉制改革国家行政管理。依照汉臣建议，皇太极设立了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即清代内阁的雏形）、六部（吏、户、礼、兵、工、刑）、二衙门（理藩院、都察院）。除各旗内部一般事务外，有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政务，悉由新设行政机构管辖。规定“各司其事，事不留行”，只是当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再归由议政王大臣会同议决。通过仿效汉人成熟完善的行政体制，皇太极成功将诸王贝勒掌控的大部权利统一收归于中央，削弱诸贝勒尤其各旗旗主实权。为强化自身统治权威，皇太极还利用各种机会打压各旗旗主贝勒。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皇太极以欺君误国的罪名将二贝勒阿敏终生幽禁，再以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接替阿敏继任镶蓝旗旗主。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皇太极追定已故三贝勒莽古尔泰及其亲弟德格类犯谋叛大罪，借故将正蓝旗据为己有。从此皇太极独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借由惩处了代善之子岳托，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皇太极命有司审理违令人员时故意牵涉代善。但皇太极在将代善罪状宣谕诸王后，又极为宽宏大度地“宥之”。一罚一恕之下，势力强大的正红旗被彻底打压下去，自此始代善对皇太极惟命是从。除了三大贝勒，其余诸王贝勒也多受到过皇太极敲打。通过一系列雷霆手段，在后金政权内部一时间权臣伏首，诸王贝勒恭谨听命，南面独坐独掌乾坤的皇太极终于确定了，其在后金政权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和地位。

民族方面，除了登基之初皇太极为安抚汉人而颁布的诸多政令，如：赦免欲逃汉人之罪、释放汉人奴隶为民、禁扰汉民、起用汉官、优礼汉臣等几项新政外。皇太极又多次强调务要“恩养”汉人，“满汉人民，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天聪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为招揽明人归降再三申谕诸王贝勒，“归降之地土，即我地土，归降之民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计所取之数，倍偿其主。朕方招徕人民，而诸贝勒大臣辄敢横行，扰害民人，是与鬼蜮无异。此而不诛，将何以惩”。为拉拢汉族儒生能为己所用，皇太极还通过科举取士方式将那些罚没为奴的汉族儒生尽数释放。根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皇太极的开明民族政策收获了良好统治效果。在其统治年间，后金（清朝）境内已不再有大批汉人被杀情况，亦不再有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出现。不仅辽东汉人认同了后金（清朝）统治，大量明人甚至明朝官将也不断主动来归。在皇太极礼遇优待下，曾被努尔哈赤视为贱民的后金汉臣们无不感激涕零，表示即便肝脑涂地也要誓死效忠皇太极。随着越来愈多的汉人充斥于后金（清朝）决策层，部分满洲贵族因而产生不满情绪，皇太极晚年时他的子侄们就曾抱怨道，“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也，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如此”。抱怨归抱怨，牢骚归牢骚，可皇太极就是不为这些言论所动。因为高瞻远瞩的皇太极深知如若不能真正博得汉人衷心拥戴，那后金（清朝）政权将永无可能入主中原。

但在文化方面，受民族出身以及阶级出身的固有局限，皇太极可就显得不那么开明反倒非常得保守了！自努尔哈赤起，后金（清朝）统治阶级在个人情感上确实酷爱着汉族的先进文化。但在国家政治层面，后金（清朝）统治阶层却对汉文化存有极大抵触情绪。以清太宗皇太极为例，皇太极本人是非常喜好甚至痴迷汉文化的。但他也真心害怕族群规模和文明程度都远不如汉人的女真（满洲）人，会被占据优势地位的汉人无情同化进而重蹈“金以儒亡”的历史覆辙。故此天聪、崇德年间，皇太极严格执行满汉并重的文化策略。在鼓励本族民众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同时，也坚决抵制北魏孝文帝式激进汉化。为强化本民族自我意识不被汉文化冲击消磨，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改进老版满文，后人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同时告诫同族子弟务要传承本民族骑射习俗。还规定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不会满语就要受到歧视。史载，不少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更有一点皇太极延续努尔哈赤时的剃发易服弊政，严格要求后金“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而这也为后来清朝入关，在全国范围推行剃发易服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