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宁锦大捷

宁远之战让老汗王努尔哈赤在绵绵愤恨中愕然走完了自己传奇人生。然而就在宁远大战后不久，刚刚取胜的明军内部却发生一场不该有的混乱纷争。作为明军主帅的袁崇焕必须要为此负主要责任。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论忧国恤民袁崇焕赤诚可见；若论统兵打仗袁崇焕亦无可匹敌。但若论起如何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袁崇焕可就显得力有不及了。

袁崇焕手下两员大将赵率教、满桂都是当世良将。原本二将关系也很好但宁远大战时，满桂不满赵率教不亲自来援救自己，二将由此结下仇怨。见左右股肱互不相和，主帅袁崇焕肯定不能坐视不管他本人亲自出面处理。不成想袁崇焕处理方式太过粗蛮反倒闹个适得其反。满桂出身蒙古族为人不坏就是性情火爆耿直，朝野众臣都给予其较高正面评价。孙承宗认为满桂“大勇沉潜，真忠恳到”。夏允彝称道满桂虽“不解文墨”却“勇而廉”。明熹宗也赞许满桂“廉勇箸闻朕所素鉴”。史籍中评价满桂最为客观中肯的当属《明史》，《明史》称满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由上记载可知，满桂除脾气不太好真是个不错的好将军。像满桂这样血性豪迈又不乏忠义的汉子，若能怀柔以情再加以善诱劝导，满桂定会以国事为重放下个人恩怨的。只可惜满桂可作廉颇，袁崇焕却不是蔺相如。

在袁崇焕严厉训诫下满桂不仅未予认错悔改，反而火冒三丈同袁崇焕冲突起来。袁崇焕也来了倔脾气，竟头脑一热上书说满桂踌躇满志谩骂同僚，要求朝廷将满桂调离。满桂气不过同样告状到新任辽东经略王之臣那里。王之臣也是出于公心并无私意，出于爱惜满桂之才他坚决反对调走满桂。结果袁崇焕、王之臣都挺犟，二人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原本满桂、赵率教二将私人矛盾，就此升级为明朝辽东最高军政长官之间的激烈冲突。二人气犹未尽纷纷上书朝廷乞休隐退，这下可把明朝急坏了连忙调和。先是告诫二人务要吸取熊廷弼、王化贞经抚不和的严重教训，后又劝勉二人要以大局为念和衷共济不可再意气用事。为缓和双方矛盾，朝廷调整了二人职权范围。命令王之臣专守关内，而关外防务悉划归袁崇焕统辖。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后也知道自己做的确实不妥。于是袁崇焕上奏朝廷，请求依从王之臣建言留任满桂并愿意与之和好如初。明熹宗允准了袁崇焕所求，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七月，诏令满桂为征虏将军移镇山海关，就此这场明军内部纷争方告结束。

明军内部这场本不应该的纷争，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袁崇焕性格中存有严重致命弱点。那就是为人处事太过偏执不能审时度势，作为统兵于边关的三军将帅肩负着天大干系，岂能如此意气用事。在并非原则性问题上袁崇焕顽固坚持己见不知退让，闹得部将离心文武不和乃至惊动朝野。若是寻常百姓性格激进些倒也无妨。但对于边关统帅亦或封疆大吏而言，这就叫胆大妄为甚至是独断专行了。其实袁崇焕干出这种极端出格的事已经不止一件了，早在孙承宗守边期间，袁崇焕就曾不经请示擅自处决了一个贪污军饷的副总兵。还因此差点激起兵变，事后袁崇焕受到上司孙承宗严厉批评。诚然袁崇焕并不是个贪权夺利以权谋私的奸佞小人，但其偏激固执不知变通的性格却无疑是犯了官场大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袁崇焕在政治上是多么得幼稚，在波谲云诡的宦海沉浮中如此莽撞行事岂能不遭非议不被猜疑！袁崇焕后来胆敢擅杀毛文龙，完全可以从此次纷争中看出端倪来。再加上袁崇焕拙于官场交际又不善保身，一代忠贞爱国才华横溢的名将，最后落得遭崇祯帝疑忌而惨死的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八大贝勒中排行第四的皇八子皇太极在诸贝勒大臣推举拥戴下。于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初一，袭承汗位，是为清太宗，亦年改元天聪。击败努尔哈赤的袁崇焕此时迎来了自己的终极对手。别看战场上皇太极此后数次败于袁崇焕。可论起玩弄政治阴谋来，袁崇焕可就远远不能和凶险老辣的皇太极相比了。最终凭借着对人性的洞悉和利用，皇太极成功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自己在军事上无法战胜的袁崇焕。

其实皇太极登基之初，他所面临的后金国内形势异常严峻。是时因努尔哈赤一系列错误政策影响，后金社会已是动荡难安。汉人不分官民贵贱贫富无不对后金政权的暴政痛恨至极，争思叛逃。庄丁“逃亡殆尽”残存者“不勤力耕田”。其直接后果就是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谷奇缺，物价飞涨。加之天灾再度嚯嚯，从明朝抢回来的那些物资尤其是宝贵粮食也都消耗殆尽，后金政权重又陷入到恐怖大饥荒中。根据《满文老档》记载，“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布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至国中大乱”。除了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外，后金政治制度上的缺陷也越发明显。努尔哈赤在其统治后期确立诸贝勒分领各旗，再由八旗旗主贝勒共议裁决军国大事的议政制度。这导致皇太极在登基之初其实际权力远逊于汗父。朝会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皆可与皇太极同坐并尊，皇太极实则不过是后金四大掌权者（又称四佛）之一。君权微弱及后金诸贝勒之间的分治争权，越发不利于后金政权的稳固和发展。

以当时后金国内严峻形势而论，初登大宝的皇太极绝对算得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了。环顾周遭各类危机四伏，只要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毁家灭国的祸患。然而皇太极并没有因此畏怯退缩，反而以气薄云天的帝王之势不断匡正国事、矫国革俗，强调固本维新推进深化改革。皇太极深刻指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而“安民之道”首当缓和国内民族矛盾，调和后金内部满洲（女真）、蒙古、汉人之间关系。皇太极将其比喻为“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依据“莫先安民”的政策方针，皇太极刚即位便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几项除弊鼎新的改革措施。

其一、赦免欲逃汉人之罪。登基后第四天，皇太极诏谕：“凡汉官富民，从前有商议逃走，及与奸细往来者，纵有人举首，概不究问。有已逃在外追获者，杀无赦，有欲逃未行者，首告亦不究”。其二、释放汉人奴隶为民。登基后第七日，皇太极诏谕：“汉民与满洲，同居一处，多为满洲扰害，度日艰难，命其分屯别居”。另据实录编纂官关于此事的阐述：“前此汉人，每十三人编一庄头，分给满官为奴。自上（指皇太极）即位，念汉人给满洲为奴，逃亡殆尽，因择可为奴者，每备御给八人、牛二只，余各入堡为民，选清正官管理”。其三、禁扰汉民。登基后第六、七日，皇太极两次下谕：“先时明知劳民，而营建城郭修筑边墙者，以固吾疆圉也。今八旗田土移易已定，自后不再新筑城郭边墙，田土不再移改，‘各粪其田’。汉人与满洲同样差役。贝勒大臣及其属下人员出外之时，自备行粮，禁食民间牛羊猪鸡。贝勒大臣不许骑汉官马匹，不许取汉人鹰犬，不准勒买器物和至汉人家饮食，违者治罪”。其四、起用汉官。皇太极深知欲问取天下必须借助汉臣鼎力相助，故而继位后皇太极大力起用汉官和汉人生员。所起用汉人中就有被誉为大清开国元勋，也是清初文臣之首的范文程。范文程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十七世孙，其先祖于明初因罪贬谪沈阳此后世居抚顺。抚顺之役时范文程与其兄为努尔哈赤俘获。酷爱汉学的努尔哈赤尊范氏兄弟为“名臣后”，特意嘱诸贝勒“善遇之！”皇太极继位后极为欣赏范文程的锦绣才华，立即擢拔其为游击召直左右。后授其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为二等甲喇章京，命其掌领机密事。另招宁完我于包衣入值文馆久预国中机密要务，屡进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其五、优礼汉臣。努尔哈赤旧时后金汉臣多受侮辱。汉官俱归併于满洲大臣下，所有马匹不得乘骑唯为满官所乘。所有牲畜不得使用也都被满官贱价强买。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劳“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甚至“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故而汉臣多“潜通明国，书信往来”时怀叛逃之心。为博取汉臣忠心，皇太极诏令将数千名汉官汉民另编入汉军旗。又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家，使其“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

以上诸多良政干净利落地颁布实行后，原本异常尖锐的满（女真）汉民族关系迅速得到有效缓和。根据《清太宗实录》记载，“诏下，汉官汉民皆大悦，向之思逃者皆止，奸细从此绝迹矣”。同时后金政权的汉族官员也安下心来，殚精竭虑去辅佐军政国事。后金国内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社会秩序开始不断改善。后金原本显出的颓败国势自此开始逐步转危为安。

皇太极即位之初，后金政权的外部环境同样十分险恶。除了时刻不忘收复失地且必欲将后金除灭而后快的明朝外，于辽东以西虎视眈眈的蒙古察哈尔部也在严重威胁着后金政权安全。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系图们汗（明朝称之为土蛮）重孙、布延彻辰汗之孙。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布延彻辰汗病逝后，十三岁的林丹汗继承汗位。林丹汗即位之初北元汗廷不振久矣，漠南蒙古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俱都各自为政。察哈尔大汗名为蒙古各部共主，实则却只能支配本部的八个鄂托克。漠北蒙古外喀尔喀七部甚至都不承认察哈尔大汗的共主地位。可以看出林丹汗早年处境非常艰难，当时尚很强盛的明朝就蔑称林丹汗为，“穷饿之虏”、“懦弱未威”、“尚不能统众”。不成想这看似年少单薄的林丹汗却怀着一颗刚毅不屈的勃勃雄心。重振汗廷，恢复祖业的强烈意愿深深扎根于少年林丹汗内心中。经过林丹汗十年苦心经营和韬光养晦，得到休养生息的察哈尔部终于走出此前衰败不堪的光景。随着察哈尔部势力复振，内喀尔喀五部重新听命于汗廷调遣。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八月，林丹汗统领察哈尔本部及内喀尔喀五部之兵，一举攻破明边重镇义州，击溃明守军又攻破大安堡，明朝守将阵亡，城池也被洗劫一空。此战察哈尔部的军事行动声势浩大，兵力之强以及战力之猛都令明朝上下惊诧莫名，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时年二十四岁的林丹汗。不同于往昔轻蔑不已，明朝此刻眼中的林丹汗已然是北边强酋一方英主。蓟辽总督薛三才就曾夸赞林丹汗为“虏中名王，尤称桀骜”。林丹汗的英气勃发、察哈尔蒙古的再度强盛深深触动了蒙古各部。鄂尔多斯、土默特等漠南诸部也在惊愕中恢复对汗廷朝贡。

林丹汗本意并不愿同明朝兵戎相见，因为统一蒙古才是他毕生夙愿。只有通过与明朝和平贸易，林丹汗才可获得振兴祖业所必须的经济及物资保障。而其此前所以袭击明边，一是在敲打明朝以战逼和；二是在展示实力提高与明朝谈判价码。故而同明朝交锋过后林丹汗马上便停止对明边的入寇，并于次年起数次向明朝遣使请求互市。为示诚意遣使期间林丹汗再未扰边，还送还先前所虏获的明人。明朝虽说拉不下面子但介于建州女真已在东北强势崛起，正欲借“西虏（察哈尔）”以制“东夷（女真）”的明朝，还是同意了林丹汗的互市请求。明朝与后金开战后为能拉拢林丹汗共同抗后金，明朝一再扩大对察哈尔部的市赏额度。到天启末年达到十二万两白银，历年累计共百万两白银。明朝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促使察哈尔部愈发壮大起来，林丹汗也有了征战周边诸部的十足底气。然而本欲统一蒙古的林丹汗发现，阻碍他中兴祖业的最大障碍并不是那些割据自立的蒙古兄弟部族，而是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早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古勒山大战后，曾加入九部联军的蒙古科尔沁部即已开始逐渐倒向建州，而内喀尔喀五部也频与努尔哈赤联结姻盟。眼见努尔哈赤不断拉拢蚕食蒙古各部，这着实让林丹汗怒不可遏。故而察哈尔蒙古主动应明朝之邀结盟共抗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