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传首九边
辽东以东大片疆土迅速沦陷令明朝举国上下震惊不已，京师为之戒严九门紧闭。惶恐的朝臣们只得再议对策，明熹宗同样惊魂未定，他急忙任命薛国用为辽东经略。可结果哪，形势不仅未见起色反而日益危急。满朝官员一致认为只有熊廷弼才能挽回当前辽东局势，甚至还有人喊出：“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六月，闲赋在家的熊廷弼再被启用为辽东经略。为安抚熊廷弼，起先无端弹劾熊廷弼的御史被治罪，熊廷弼入朝立即提出“三方布置之策”。即陆上以广宁为中心集中主要兵力坚城固守，沿辽河西岸列筑堡垒用步骑防守从正面牵制后金主力；海上各置舟师于天津、登、莱，袭扰后金辽东半岛沿海地区，从南面乘虚击其侧背；利用各种力量扰乱敌之后方动摇其人心。待后金回师内顾时明军再乘势反攻，如此安排可复辽沈。辽东经略则坐镇山海关节制三方，统一事权。对于熊廷弼所请明熹宗皆予允准，并加授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以当时情势论，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是个切实可行方案，只要朝廷部署得力应该能有效遏制努尔哈赤西进步伐。但欲贯彻这一方略，需要从全国各地调遣精兵二十余万支援辽东。且每年需耗费兵饷一千余万两，朝廷财政困难根本无法承担。起码短期内三方布置策不会奏效。
除了朝廷财力受限难以全力支持外，熊廷弼还受到另一个严重束缚，那就是朝廷给他搭配的助手新任广宁巡抚王化贞。辽河以东沦陷后，王化贞曾侥幸以一千弱卒成功稳住了辽西重镇广宁局势。因而被朝廷大大看好，后被委任为广宁巡抚驻广宁接受经略熊廷弼节制。可事实上王化贞才能有限实难堪当巡抚重任，加之王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用这等狂妄执拗书生给熊廷弼搭配手，实无裨益徒增患祸。熊廷弼到任伊始，熊王二人就因观点不同引发严重冲突。王化贞刻意将内地援辽军队改称为“平辽”军，熊廷弼恐“平辽”一词会引发辽人不满，便要求改为“平东”或“征东”军，也可慰辽人之心。这本算不得什么原则问题，况且熊廷弼所言在理，但自命不凡的王化贞就是固执己见不肯通融。
王化贞并无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和本事，可他偏偏要拟定御敌方略。王化贞主张沿辽河下游（又称三岔河）设六营，驻两万明军划地分守以抵御后金。王化贞的方案实在太过轻率更还存在严重弊端。两万明军步骑一字摆开，广布于长达一百二十里沿河防线上。必然会导致防守兵力过于分散极易遭敌突破分割。熊廷弼生性耿直斥言王化贞的部署太过幼稚，曰：“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后来朝廷采纳熊廷弼的正确建议并未用王化贞之策，心胸狭隘的王化贞因而“愠（怒）甚”。自此王化贞更是处处与熊廷弼作对作梗“一切反之”，丝毫不以朝廷大局为重。
熊廷弼主张以守为主，寓攻于守。以广宁明军为正，以登州、莱州、天津等地水师为侧，两面牵制后金；立足发展自身积攒实力的同时，辅以朝鲜、蒙古为外援；待时机成熟后再反攻辽东。王化贞则盲目坚持主战，而且他天真地把战胜后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援上。先是寄望于蒙古援兵，希望虎墩兔憨（林丹汗）能“调兵四十万助攻奴酋”，使明朝能不战而胜；后又妄臆“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必定兵到而敌自溃；再后又寄希望于辽河以东百姓对后金的反抗。针对王化贞种种不切实际的妄想，熊廷弼尖锐地指出：“辽人不可用，西部（蒙古）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只是冥顽不化的王化贞哪里会听，反倒上书明熹宗，如痴人说梦道：“臣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至“仲秋八月，可高枕而听捷音”。
只会空言误国的王化贞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就是对巡抚分内职事一塌糊涂。朝廷辛辛苦苦从全国各地调往广宁十四万兵马的各项安顿事宜，理应归由广宁巡抚着力营办。可王化贞全都不以为意，“一切兵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使得广宁十四万明军徒有数量，实则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朝中但凡有识之士都认为胡作非为的王化贞“必偾事”（搞坏事情）。但他王化贞偏偏就能胡搅蛮缠下去，而身为上司的熊廷弼却楞是没辙。原来王化贞最擅长在政治上投机站队，通过巴结阁员深得廷臣宠信。他“以辅臣叶向高为座主，以兵部尚书（张鹤鸣）为奥援”，一举架空熊廷弼，攫取了辽西军事实权。因而《明史》作有如下记载，“化贞本庸才，好大言。鹤鸣主之，所奏请无不从，令无受廷弼节度”，“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王化贞）共为之”。当时朝廷拨与王化贞指挥的部队多达十四万，而坐镇山海关的熊廷弼麾下仅区区五千人马。堂堂经略熊廷弼空有一身韬略却无用武之地，呜呼哀哉！
经抚不和表面是熊王二人之争，实质则是明朝党争所致。是时明朝朝政已为党争恶斗闹得乌烟瘴气。东林党得势时熊廷弼因出身楚党而且脾气火爆，“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中人士多有厌恶。内阁首辅叶向高就很不待见熊廷弼。熊王争执战守之策不下时，叶向高自然会倾向于自己的门生王化贞。待东林势衰阉党迅速崛起，张鹤鸣、王化贞等人又立即投靠阉党，见风使舵的张鹤鸣、王化贞二人很快便得到阉党魁首魏忠贤袒护。反倒是不肯依附阉党的熊廷弼成了阉党眼中的异己。再加上东林党中的有识之士如杨涟等人曾为熊廷弼说过好话，这就使得熊廷弼更为阉党所不容。熊廷弼最终落得身首异处、传首九边的凄惨下场，最终祸根就在阉党的党同伐异。针对经抚不和，明熹宗曾召集九卿科道廷议经抚的去留。与会者八十一人中仅一人支持熊廷弼，要求调走王化贞。其余人等或党护王化贞或操持两端。得不到阁部支持的熊廷弼只能涕泣道，“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政，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可以说明末党争就犹如一个不断滋长的政治毒瘤，既让明朝在无休无止的内耗和倾轧中透支有限国本，同时也加速了自身衰亡。在那个派系利益至上、国家利益罔顾的政治黑暗时代，熊廷弼就是再有报国之志，再有护国之才也不得施展。
巡抚王化贞自恃有朝廷支持，后来干脆明目张胆地越过经略熊廷弼，指使同样依附阉党的将领毛文龙于敌后不断袭扰后金。这个毛文龙原来曾以都司之职率兵援朝并逗留于辽东，辽河以东沦陷后，毛文龙又以鸭绿江口的皮岛（现朝鲜椴岛）为基地，不断招纳辽东流民及残军。见毛文龙声势渐盛，王化贞不仅将毛文龙引为同党，还特授予其练习游击之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五月，毛文龙受王化贞之命率领一百九十七名部下，先后收复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二千余里的沿海岛屿。并杀死后金派往各岛“搬运牛马粮食”的官员胡可宾、何国用等人，进而从辽东半岛东部阻断后金海上交通。七月，毛文龙又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清康熙帝的外曾祖父）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后派陈忠等袭击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而此次作战也被称为“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使得全辽震动之余，也引起后金方面极大恐慌。
再说明朝方面，镇江捷报传来，朝廷上下、京城内外大为振奋，“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巡抚王化贞自以为立了奇功，直接向朝廷为毛文龙请功。朝廷任命毛文龙为总兵官并逐渐加升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宝剑。后来明朝又在皮岛上设立东江军镇，实际辖区包括：渤海各岛，旅顺堡、宽奠堡以及朝鲜境内的铁山、昌城等据点。但由于毛文龙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并未告知熊廷弼。镇江之捷后熊廷弼不无担忧地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熊廷弼的耿直谨慎之言，在满朝欢欣鼓舞的气氛中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不仅朝廷没有听取熊廷弼谏言，反倒加重了朝臣对熊廷弼的排挤。在王化贞竭力请战下，八月，朝廷决意趁热打铁扩大胜利。命登莱、天津两地发水师二万援助镇江，又命巡抚王化贞统军四万，联合蒙古部族渡过辽河收复辽东失地。朝廷命令下达后，熊廷弼仍坚持认为出师时机还很不成熟。在熊廷弼坚决抵制以及各兵镇的相互观望下，最终不仅朝廷没能调动登莱和天津水师，陆路明军也未有渡河进战。本欲督师出征，建功立业的王化贞灰溜溜地无功而返。果不其然在后金疯狂反扑下，辽河以东起义各城相继被一一平定，再为后金占领。见情势不妙，毛文龙也退回到东江镇继续与后金隔海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