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矛盾激化
除了为保有大量奴隶而对外掠夺人口，奴隶制社会还非常热衷对外掳掠财物。而且掠夺奴隶和掳掠财物的行为总是相伴而来，一次掳掠便将人口和财物一并抢走。在明代女真社会，对外掳掠既是一种司空见惯大家习以为常的社会行为，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行为以及积聚财富的重要手段。为能获得更多的财富、牲畜和奴隶，女真人总是不辞辛苦整日忙不迭地外出掳掠。大家也不必诧异女真人为何如此野蛮，这都是奴隶社会制度所导致的社会行为必然。毕竟在奴隶社会意识中想要什么东西抢就是了，只要能抢来就是你的那就叫作天经地义！
还是以建州女真为例，受奴隶社会制度深刻影响，建州女真社会弥漫着浓烈嗜夺好掠的野蛮气息。朝鲜人编纂的《建州闻见录》对建州女真这种粗暴蛮横社会习气有过详细记载。平时，“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弛逐。少有暇日，则至率妻妾畋猎为事，盖其俗然也”。遇逢对外掳掠时，建州女真“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出征时，“凡有战斗之行，绝无粮饷军器之运转，军卒皆能自备而行”。打仗时，“战斗则甲骑成列，冲突击射，隐伏山谷，出人不意，掩袭撕杀，乃其长技，不尚首级，只以敢进者为功，退缩者为罪”。待打完仗时，“有功则偿之以军兵，或奴婢、牛马财物”。在明朝和朝鲜眼中整个建州女真就是一群无法无天的蛮夷草寇，一帮剽悍嗜掠的马匪群贼哪懂得什么天道礼数和纲常。
在奴隶社会无比贪婪的阶级属性驱使下，利欲熏心的女真各部都在不断对外疯狂掳掠。而掳掠的首先目标就是繁华富庶的宗主泱泱大明，其次是朝鲜，最次才是周边穷邻居，即其它女真部族或蒙古部族。作为明朝治下臣属女真人竟敢如此丧心病狂地袭扰明边，劫掠无数钱财牲畜和粮秣不说还掳走成千上万汉人为奴。这是彻头彻尾而又明目张胆的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难怪明朝会为此感到极其愤慨，并对女真施行一系列分化打压的反动政策。
其实除了野蛮落后的奴隶社会制度，人口膨胀所致社会压力同样也是促使女真袭扰明边的重要因素。自古以来家国太平定会促使人口膨胀，人口膨胀又导致资源紧缺。而资源紧缺必然会引发争竞和战争，这是一个在没有计划生育措施的古代社会根本无解的历史死循环。还是以建州女真为例，建州女真在归附明朝后得享了一段安定祥和的宝贵发展期，期间建州女真无论人口还是势力都得到大幅增长。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三月，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还居兀剌山城瓮村，凡察子甫下吐则移居瓮村北十五里吾毛水之地，充尚(董山)则移居瓮村上项，满住管下一千七百余户，充尚、甫下吐管下共六百余户”。由上可知景泰年间，建州卫户数已达一千七百余户，建州左、右两卫相合也有六百余户，整个建州三卫女真合计二千三百余户。需知在建州女真形成之初部众仅才三百余户，从三百余户增加至二千三百余户，仅几十年时间建州女真户数便暴涨七倍。由此可知建州女真的人口膨胀有多么可怕。
不止部众人口自然增长，建州女真迁居婆猪江流域后，周边与建州女真保持密切联系的女真部族纷纷归附亦皆听其号令行事。随着以建州三卫为核心的女真部族联盟逐渐形成，建州女真声势日益壮大。无论部众人口增长还是部族联盟形成，都在壮大着建州女真的军事实力。有了与明朝叫板的军事底气建州女真愈加不安分起来，其对明边构成的威胁也越发严重。
在海西女真南下前，明朝在东北方向必须应对的主要威胁就是建州女真。建州女真确实是个难治的刺头，不管怎样明朝综合实力要远比建州女真强大，更不要说明朝还在辽东驻有重兵。建州卧榻之侧十五万明军旌旗猎猎、铠甲铮铮、剑戟如林，以致于建州女真为之时时侧目不敢有轻妄举动。介于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同时也是畏惧明朝惩戒报复，建州女真纵然干些劫掠明边以及掳掠人口的龌龊勾当。也不敢太过明目张胆只在暗地里偷偷地做，规模也相对零星有限。毕竟蒙古才是当时明朝在北方的头号大敌，为了顾全大局继续借力女真牵制蒙古，明朝对建州女真奉行斗而不破的方针。出现建州女真对明边的滋扰，明朝也只是旁敲侧击尽力索还被掳边民了事。但至明代中叶明朝与女真关系迅速恶化，以建州为首的女真各部开始大规模袭扰明边，明朝也被迫还以血腥军事讨伐。双方之间大规模冲突不断，明朝与女真关系也进入到一个残酷杀戮的新阶段。而这一切骤然转变还得从明宣宗的政策调整说起。
北方游牧民族生性尊崇强者。大唐横扫漠北，北方诸族无不咸服听命。纵然武周革唐命，诸胡依旧不改对唐朝的由衷崇敬怀念大唐往昔风范。明朝前期亦如盛唐般恢弘，明成祖五征漠北尽显霸主雄威天下无与争锋。女真豪酋如阿哈出、猛哥帖木儿等俱都称服归顺甘心为明成祖驱使，明朝天威所向女真岂敢有丝毫忤逆之心。然而永乐大帝驾崩明朝强者风范随之戛然而止。因明成祖在位期间过于纵兵黩武，引致天下负担沉重百姓怨声载道，明宣宗朱瞻基为缓解日渐积累的国内矛盾实行全面战略收缩政策。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明宣宗下令有关奴尔干都司“采捕、造船、运粮等事，悉行停止”，“凡带去物件，悉于辽东官库内寄存放，其差去内外官员人等，俱令回京，官军人等各回卫所着役”。此外明宣宗还限制了女真朝贡规模，规定：女真等“远来朝贡，近奉敕撙节，止二三人，多不过二十人，其余从人，悉留关外”。其实明宣宗与民休养生息的做法不能说不对，但在边疆治理上一味收缩那可就属不妥了。正是明朝对女真政策的调整失误，直接导致东北边疆局势陷入至动荡不安中。
女真诸部秉性向来桀骜难驯，当初所以肯归附明朝除了仰慕明朝天威，就是贪恋明朝施予的各项惠利。宣德后明朝一改永乐时期的强者风范，像建州女真的第二代首领们，如：李满柱、董山、凡察等从未濯沐过明朝鼎盛时的浩荡天威。自然不会像其父辈，如：阿哈出、猛哥帖木儿那般对明朝有着发自肺腑的敬仰尊崇之情。再加上明宣宗在边疆治理上的一系列收缩政策，削弱了明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同时明宣宗又限制女真朝贡规模并削减输给女真的种种惠利，这些举动定然会引致女真各部严重不满。很多学者认为，即便明朝缩紧针对女真的财政开支，女真各部所能获取收益仍旧很是丰硕。后来建州女真呈现出的快速发展态势完全得益于明朝财利扶持。近代历史学家孟森即曾言，“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在笔者看来，建州犹如野兽欲将其驯服必须铁棒约束，倘若只以肉饲笼络反倒会助长其桀骜品性。明宣宗时开始全面战略收缩的明朝，已经逐渐镇不住日益发展壮大起来的建州女真。财利给得再多也无用，稍稍紧缩开支便会激起建州女真的极大愤慨和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