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矛盾激化
我们必须要看到明朝针对女真的民族压迫，其实质是古代封建专制所导致的一种社会历史必然。不过除了明朝施加的民族压迫，女真人同样要为双方之间冲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了具有独特性的社会。而在阶级社会阶段，阶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进步的文明体，明朝已发展进入到高度阶段的封建社会。明朝中后期，部分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一度渐现出资本主义萌芽。若与内地相比，明代东北地区女真可就要落后太多，其社会发展阶段尚处于蒙昧野蛮的奴隶社会，甚至更为落后的氏族社会。明代三大女真中属建州女真社会发展水平最高。常言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建州女真是最先南下的且距离辽东汉地也最近，两点因素导致其受汉文明熏染和影响最深。当野人女真还停留在依靠血缘纽带为联系，以家长制公社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氏族社会时。建州女真业已进步至以村落为基本组织，以家（或户）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奴隶制社会了。建州女真村落摆脱了血缘纽带束缚完全建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每一家，每一户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同时每个家庭要对部落或部落联盟承担参加狩猎和战争的义务，并有权分得狩猎捕获的猎物及战争虏获的奴隶和财物。从学术角度看，建州女真社会发展水平无疑要比野人女真高许多。但既处于奴隶制阶段受阶级属性限制，建州女真社会必然会充斥着浓烈的野蛮黑暗和凶狠横暴。那些贪婪无餍的奴隶主们又能有何热衷，唯嗜剥削、奴役和掳掠而已。
在建州女真社会蓄养奴隶现象非常普遍，很多女真家庭都会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以一个普通五口之家为例，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汉人奴隶阿家化招供，“俺年十四岁时，为建州贼松古老等所抢，随住其家。松古老一妻，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松古老一家共有夫妻二人、子女三人，五个家人之外还有三名奴隶，家庭中奴隶比重占至八分之三。还有一组数据，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至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不到三十年间，从建州女真逃回的汉人奴隶多达一千五百人。考虑到能够逃脱者终究只占少数，这样建州女真保有奴隶的数量肯定会更多。当时建州女真总人口也就约一万五千人，依据以上数据合理反推，建州女真每户家庭平均拥有一至二名奴隶是完全可能的，奴隶比重之高着实令人咋舌！
如此数量众多的奴隶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哪？建州女真蓄养的奴隶大都为汉人、朝鲜人以及女真本族人。至于奴隶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建州女真掳掠而来的汉人、朝鲜人并强迫他们为奴的；二是建州女真通过买卖得来的奴隶；三是辽东军户、屯民为躲避差科主动逃至建州女真为奴的。以上三种奴隶来源中，属建州女真从明边掳掠而来的汉人奴隶最多。史载，亲自到过女真地区的朝鲜人曾言，“野人(女真人)剽掠上国(明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燕山君日记》亦记载，“野人(女真人)之俗，不相为奴，必掳汉人，互相买卖使唤”。
在建州女真社会，奴隶可不仅仅充作家内使唤的奴婢，奴隶还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建州左卫首领凡察曾对朝鲜土官金得渊说：“我的使唤人口，虽系上国(指明朝)人民，既已做妾为奴，如今农忙时月，被夺转解，深以为闷”。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建州女真人尚冬哈在向朝鲜索讨两名逃亡汉人妇女时说，“我以牛马购奴婢，若不及还，亲操耒耜必矣，乞还之”。由上可知，这些“做妾为奴”、“操耒耜”的汉人奴隶都在从事着繁重的农业生产。不止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亦是如此。根据《明实录》记载，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明锦衣卫指挥吴良出使海西女真时同样发现海西女真人家中有很多汉人（“此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经询问，这些汉人“有为掳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窜者”。不管怎么来的，这些汉人“久陷胡地”整日都为女真人“驱使耕作”。
在明代女真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从事生产的奴隶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正因如此奴隶的有无及多寡会直接关系到女真奴隶主们的切身利益。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很多汉人奴隶不堪忍受女真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纷纷选择反抗或逃亡。关于此类情况的记载不绝于史册。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汉人孙良被掳为奴后竟“杀主之妻”逃亡。汉人汪仲武被掳卖于女真人李豆里家为奴，他“以斧并击杀”了主人李豆里及其子胡赤，寅夜逃奔。汉人奴隶的不断反抗与逃亡令女真奴隶主们非常懊恼。女真人林哈之妻曾怨言，“我家奴婢六口逃去”。女真人李阿堂亦言，“率居唐人（汉人）二名，年前六月逃去，五六人在，又恐亡去”。可想而知奴隶主们是绝对无法容忍奴隶流失的，上文中提及为能要还逃亡的两名女奴，建州女真奴隶主尚冬哈凄苦乞求，因为如若不还他就只能亲自下田耕种。像尚冬哈这种无权无势的小奴隶主实在无计可施也就认命了。但对于那些实力较强的军事奴隶主贵族，他们是绝不会认的。因为在他们眼中奴隶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没有奴隶活着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为确保拥有足够数量可供驱使的奴隶，女真军事奴隶主贵族们总是在不停对外掳掠。即便明朝以中央政府权威强命地方女真交还被掳走的汉人奴隶，这些女真军事奴隶主贵族们依然会再去掳掠边民为奴，以求弥补自身奴隶数量损失。史载，明朝曾强迫建州女真一个酋长张三甫归还其先前掳去的汉人奴隶，可事后女真酋长张三甫心直口快地对镇抚安有谦说，“我等奴婢，汝节制使节送京师，使我等不得存接。故……乘隙渡江，剽掠江边农民，可以偿吾所亡”。张三甫一席话听来何等丧心病狂，但这不正是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的典型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