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海东盛国

围绕渤海国历史之争，中韩两国学者之间还曾有过这样一段公案，即唐朝末年辽东地区的归属问题。学术界达成共识，唐朝末年辽东地区已为渤海国占据。韩国学者因之错误地提出，这意味着晚唐时渤海国以武力强据了辽东地区。对于此种观点笔者坚决予以反对，那么唐朝治下的辽东怎么就变成渤海国土了！欲解此问我们需先探究一下唐朝在辽东地区的统治。

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终于灭亡高句丽，唐高宗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安东都护府辖地包括：辽东半岛全部、朝鲜半岛北部、吉林西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故地。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唐朝急于集中精力与吐蕃开战而无暇顾及朝鲜半岛方向，遂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至辽东（今辽宁辽阳）。大同江以南原属高句丽、百济的大片土地由是被新罗吞并，但作为汉人传统聚居区的辽东地区依然在唐朝安东都护府牢牢掌控中。自古以来，东北地区各支少数民族无不对汉人控制下的富庶辽东垂涎欲滴。想当年高句丽为侵夺辽东不知耗费多少心血，艰苦鏖战百年之久才从后燕手中夺占辽东地区。此举奠定了高句丽日后称雄东北一隅的牢固根基，但也因窃据传统汉人疆土彻底得罪了隋唐两个强大王朝。后来在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不断讨伐下，曾经称雄一时的地方强权高句丽最终没能逃脱灰飞烟灭下场。

渤海国建立之初起于“旧国”（今吉林敦化一带），该地名为原“高句丽北部”，实系高句丽向北扩张时所征服的粟末靺鞨诸部领地。而且自立国伊始，渤海国便将开疆拓土的重点方向放在鸭绿江南境和乌苏里江流域，根本不是南部富庶肥沃的辽东。为争夺北部黑水靺鞨渤海王大武艺甚至不惜与唐朝开战，可包括大武艺在内的历代渤海王都没有试图去染指过辽东地区。渤海国所以不敢觊觎辽东，核心原因在于若是真的一时冲动占领辽东，那将意味着南部国境线将与唐朝全面接壤，同时又与唐朝结下不可化解的梁子。一旦唐朝实力恢复再来发难的话，难保渤海国不会重蹈高句丽灭亡覆辙。再者说唐朝征讨高句丽时除黑水靺鞨外，其余靺鞨诸部几乎都沦为了唐朝、高句丽双方炮灰。于战火中饱受池鱼之殃，无数靺鞨部民尸横遍野惨遭屠戮。曾经惨痛的民族记忆以及高句丽亡国灭族的前车之鉴，使得渤海国统治阶层对任何尝试染指辽东地区的企图都极为忌惮，生怕再引发同唐朝的全面战争而惹火上身。

大门艺劝阻渤海王大武艺时曾言：“唐，大国，兵万倍我，与之产怨，我且亡。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王将违之，不可”。其实心中畏惧大唐的又何止大门艺一人，渤海国王公大臣们普遍都有此心理情结。总而言之，唐朝往昔威仪和赫赫武功令渤海国忌惮不已。再加上渤海国非常依赖同唐朝密切的经贸往来，都使得历代渤海王不敢有侵夺辽东的想法。即便渤海国鼎盛时期，其南部国境也只在扶余府、长岭府至泊灼口（今丹东鸭绿江口九连城）一线，从来没有到达过以辽东城（今辽阳）为行政中心的辽东腹地。也就是说当时辽东依然归属唐朝安东都护府管辖。

渤海国从未觊觎过辽东，可唐朝对辽东地区的统治还是数奇不遇坎坷不平。随着营州之乱爆发，契丹人一度肆虐于辽西一带并严重威胁着辽东地区。幸得辽东都督高德武挺身而出，“以数百之兵”挡“两万之寇（契丹叛军）”，取得“破逆贼孙万斩（孙万荣）十有余阵，并生获夷贼一千人”的辉煌战绩。高德武一举粉碎了契丹进据辽东企图，也让一度危急的辽东情势转危为安。高德武持危扶颠战功卓著使得“国家无东顾之忧”，武周因之大为欣喜特对其予以褒奖。但经过营州之乱契丹、奚两蕃倒向突厥，导致辽西地区再成战场。此后近二十年间，唐朝（武周）只能通过海路沟通辽东。宰相狄仁杰以“省军费于远方”为由，一度建议裁撤安东都护府。可女皇武则天坚持认为，正是安东都护府的存在才使得契丹始终不能窃据辽东。武则天没有裁撤安东都护府，但为平息朝野议论她也将安东都护府降格为都督府。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重新恢复安东都护府。可长期以来唐朝只能通过颇费周折的海路交通联系辽东地区，交通不便的限制大大削弱唐朝在辽东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唐玄宗继位后急于招抚渤海国继而牵制契丹，然则渤海国对唐朝在辽东的驻军非常畏忌。于是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在册封渤海国同时再次做出重大让步，将安东都护府迁出辽东，迁往平州（今河北卢龙）。需要注意的是，安东都护府虽迁治却并不妨碍其继续履行管辖辽东职能。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的《唐六典》明确记载，安东都护府始终管辖着辽东地区的十四个羁縻州。况且在渤海国归附后，唐玄宗又将安东都护府迁回至辽西地区。再至后来安东都护府变成边疆藩镇下辖的一个军镇，归由平卢节度使节制。

待至平定安史之乱，安东都护府又改由卢龙节度使（或幽州节度使）节制。卢龙节度使为积蓄实力与外藩及朝廷相抗争，始终奉行“擅地自安”，“鄣戍斥候益谨”的策略。也就是不断强化边防戍守并广布斥候侦察。其实相比于盛唐时唐军动辄铁骑出塞，横扫漠北荡除敌寇，卢龙镇的防边举措还是显得太保守了。幸好安禄山叛变前曾大举征讨契丹、奚，两蕃俱遭到沉重打击无力再威胁唐边，直到一个世纪后的唐末，契丹、奚两番方才逐渐恢复元气。

受益于此，卢龙镇稍显保守的防边举措仍旧取得“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的良好效果。安定边庭同时卢龙节度使也继续履行着兼押诸蕃职责。根据《新唐书》记载，“岁选酋豪数十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又据唐德宗时地理学家贾耽的《道里记》记载：“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从上述文献可知，彼时辽东仍在卢龙镇治下安东都护府管控中。别看辽东疆土如故，唐朝此刻却有意将辽东地区送予渤海国。唐朝为何要分疆裂土哪！原因两点：藩镇割据、气候异常。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转衰，地方藩镇常常恃强割据一方无视朝廷号令。唐朝对这些飞扬跋扈廷的藩镇忍无可忍早欲拔除而后快，唐德宗先行削藩但因操之过急兼用人不当，使得削藩功败垂成。元和年间，唐宪宗再举削藩并取得阶段性胜利。诸藩镇或灭或降皆臣服于朝廷号令之下，唐朝在名义上复归于统一，史称“元和中兴”。可惜唐宪宗一死，河朔三镇再度反叛重又不禀朝命为祸地方。此后受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掣肘，继任唐朝君主即便有志再清寰宇，也都因力有不逮而无可奈何了。唐文宗曾慨言，“去河北贼（指河朔三镇）易，去朝廷朋党难！”而且直到唐朝灭亡，朝廷也再未能削平河朔三镇。但唐朝还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压制河朔三镇，降低其对朝廷过度威胁。河朔三镇中地处最北的卢龙镇（即幽州）距离渤海国最近，且卢龙与渤海同属强藩。如若将辽东地区划给渤海国，渤海国便会与幽州毗邻。两强相邻，间隙必起，正好可为朝廷所用，起码渤海国在侧足可对卢龙镇起到牵制作用。

偌大辽东地区本是唐朝直属统辖疆土，就这么送予渤海国未免也太可惜了！不过虽说有些可惜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全国范围的气候异常，着实让唐朝对掌控辽东有心无力了。

自八世纪中叶起，东亚地区气候逐渐转冷，某些时段的寒冷特征甚至与明清之际小冰期十分相似。秋季冷空气南进时间提旱，春季气温回升时间推迟，各种天气异常转冷情况频繁发生。例如：这段时期唐代文人作品多次提到长江流域结冰。贬于江州（九江）的白居易曾作诗“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树枝折”，“冰铺湖水银为面，风卷汀沙玉作堆”；诗人孟郊也于《寒江吟》中写道，“寒江波浪冻，千里无平冰”；诗人杜甫泛舟洞庭湖时亦提笔，“寒冰争倚薄，云月迟微明”。可见唐代长江流域冰冻已经是非常普遍现象。气候转冷必然导致夏季暖湿气流减弱，受此影响，又会引发长期干旱少雨以及全国范围农业生产连年歉收。

于是在原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朝廷党争三大顽疾之外，恶劣气候的出现再次加速唐朝衰落。受气候异常影响，唐代中国北方农牧交界线开始向南推移。晋北、陕北农业区相应转变为畜牧区，内蒙古中部则完全变成游牧区。与此同时，气候异常也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引发一连串连锁效应。开成年间，漠北回鹘汗国连年大雪导致饥荒严重疫病流行。史称，“会岁饥，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部民“冻馁死（者）”甚多，回鹘由是衰。饱受恶劣自然灾害荼毒，北方各支少数民族在气候异常驱使下开始不断南下或内迁。西北方向，党项、吐谷浑、沙坨突厥诸部逐渐迁徙内地。在北方，漠北回鹘汗国还有契丹、奚两番也开始不断南下。

辽东地区原本是农耕文明、游牧（渔猎）文明的过渡区。受气候异常影响，辽东地区曾占主导地位的农耕经济渐渐退化，当地汉人数量也越来越少，反倒是进入辽东的游牧势力愈发壮大。农耕与游牧势力此消彼长，无疑加大了唐朝戍守辽东地区的难度。中唐诗人王建曾在《辽东行》中这样写道，“辽东万里辽水曲，古戍无城复无屋。黄云盖地雪作山，不惜黄金买衣服……年年郡县送征人，将与辽东作丘坂。宁为草木乡中生，有身不向辽东行”。作品中作者生动描绘勾画出辽东气候苦寒、环境艰苦、防务残破，于此戍守的唐军将士唯有在冰天雪地中啼饥号寒的凄惨景象。而这也是国力窘困边庭又不断告警情况下，唐朝勉力支撑局面的真实写照。当时戍守辽东已成唐朝不愿承受的沉重负担，若继续下去只会透支宝贵且有限的国力。几经斟酌，唐朝认为与其让辽东逐渐落于胡虏之手，倒不如划给渤海国。这样便可借渤海国之手阻止游牧势力侵入辽东，同时亦使渤海国从背后牵制桀骜不逊的卢龙镇，朝廷正好从中渔利，何乐而不为哪！于是大约九世纪中后叶，唐朝正式将辽东划拨给渤海国。

朝廷甘愿划拨辽东，既体现出唐朝对渤海国莫大信任，又能看出唐朝确实将渤海国视为治下地方，起码与其它藩镇无异。因为在唐朝看来，将辽东地区从卢龙镇划给忽汗州（渤海国），不过是从右手转交给左手而已，自身并无损失。至于韩国学者所宣扬，渤海国是凭借武力从唐朝手中侵夺辽东之说更是经不起推敲。假使此说不虚，为何唐朝和渤海国各类文献中从未见到双方交战记载。战事如若真起，在长安充作人质的渤海质子必然遭殃，为何不见唐朝处罚入侍渤海质子记录，反倒是唐朝与渤海国继续友好往来的记载不绝于史册。由此足可辨知，所谓渤海国武力强夺辽东说实属无稽之谈，不过是韩国学者们又一次集体意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