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民族起源
介于靺鞨人长期效命于高句丽,还曾积极参与到高句丽遗民的反叛中。唐朝特意将靺鞨人中那些具有反唐倾向的激进分子,共约数万人一并掳往内地。虽说不是举族皆迁,但靺鞨各部上层首领、酋长俱在迁徙之列。如此一来那些留在故土的靺鞨部众因着群龙无首,旋即化成一盘散沙只得听命于唐朝安东都护府,乖乖臣服在唐朝统治下。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唐朝名将刘仁轨征讨新罗,破其众于七重城,期间刘仁轨曾“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斩获甚众”。这些为唐朝驱使同新罗厮杀的“靺鞨”,就应是原属高句丽后归附唐朝的的靺鞨部众。
作为第三批内迁的靺鞨人,粟末靺鞨、白山靺鞨都曾臣属于高句丽。但白山靺鞨同高句丽的关系要更为密切,算得上是高句丽忠心爪牙,正是因此白山靺鞨成了唐朝重点防范及迁徙对象。根据《旧唐书》记载,“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除了粟末靺鞨、白山靺鞨外,“泊咄、安居(车)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灭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依照往前惯例,第三批内迁的靺鞨人仍旧被唐朝安置于营州,靺鞨族群中最重要的两个部落粟末部、白山部由是聚于一地。又因此前粟末靺鞨最先迁入营州且其数量至少有四、五万之众,相比于后来的白山靺鞨,先入为主的粟末靺鞨明显占据了主导优势。于是白山部便逐渐融入到粟末部中,成为广义粟末靺鞨一部分,机缘之下粟末靺鞨越发壮大起来。
当时营州(今辽宁朝阳)是唐朝为控制分布于东北地区的契丹、奚、突厥等部族,而倾力打造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为强化管理唐朝特于营州设立营州都督府。随着大量靺鞨部众不断涌入,营州也成为靺鞨人最为集中的聚居地。武则天时期,生活在营州的靺鞨人应达十万以上。注意居于营州的少数民族可不仅仅止靺鞨一支,尤其在唐朝“复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兼统松漠、饶乐地,置东夷校尉”后,营州管辖范围扩大至契丹、奚两番,契丹、奚两番在营州的地位也逐渐压过靺鞨。学者推测,不计奚族,仅营州辖管的契丹大贺氏联盟就有八个部族,二十万人口,兵甲四万余。若以两番合计,其人数更是要大大超过靺鞨。受此影响营州城内的靺鞨人被迫抱成一团,早先内属靺鞨人与新近内迁靺鞨人加速融合。但在另一方面,营州城内的靺鞨人也开始对当地日益壮大起来的契丹集团产生依赖。
武周革唐命后,刚愎自用的营州都督赵文翙肆意凌辱治下百姓,激起包括契丹、靺鞨在内的营州各族百姓强烈不满。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营州所辖契丹地区发生饥荒,广大民众穷困潦倒生活无以为继。可营州都督赵文翙不仅不加赈给反还“视酋长如奴仆”,加之赵文翙此前曾多次侵侮契丹部属,惹得契丹民怨沸腾。五月十二日,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趁机发动叛乱攻陷营州杀了营州都督赵文翙,史称“营州之乱”。表面上看,营州之乱是由营州都督赵文翙为官无道引起的。但实际上,仅凭赵文翙个人原因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规模叛乱。所谓“契丹饥,不加赈给”和“视酋长如奴仆”等,只是叛乱的诱因和导火索而已。
营州之乱爆发深层原因,实为北方少数民族对武周政权严重不满和对李唐正朔深深怀念。
其一、得国不正。唐太宗时,唐朝以意气风发、恢弘磅礴的天朝气势以及“爱华夷如一”的开明民族政策,赢得北方少数民族的爱戴与尊崇。唐太宗也被北方少数民族由衷尊奉为“天可汗”,被迁徙至营州的契丹、奚、靺鞨等族众亦因受到唐朝优抚而感恩戴德。换言之唐朝在北方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是诚心相待交出来的。可靠篡权夺政起家的武周政权因其先天不足,缺乏相应统治威信和地位。故此北方少数民族对武周政权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蔑视和反感。后东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曾向武周请求通婚,武则天命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娶默啜之女为妃。默啜可汗得知和亲者非李氏皇族,当即拘留迎亲的武延秀,气愤地说:“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又曰:“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随后默啜可汗打着“奉唐伐周”的旗号大举入寇。武周命庐陵王李显统军十万迎战,闻李显亲来,默啜可汗遂退军北还。
其二、民族政策失当。“得国不正,致诸胡不服”是武周政权与生俱来的缺欠与不足。照理说女皇武则天应当扬长避短,尽力不要去刺激那些心存不敬的少数民族。可事实上武则天更多依赖白色恐怖来维系自身统治,而且这种极端统治方式很快便蔓延至民族关系上。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李唐旧臣因被武周视为异己,遭到一干奸佞酷吏疯狂迫害。西番酋长大将军阿史那斛瑟罗,险被酷吏来俊臣害死。一代名将黑齿常之,竟遭酷吏周兴污蔑而含冤自尽。上行下效,有了朝廷自上政策导向,地方下属当然跟随成风。营州都督赵文翙胆敢肆意妄为,欺凌营州治下诸胡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因武则天政策失当,完全有悖于唐朝素来奉行的“华夷一体”、“恩惠抚和为主”的民族友好政策,进一步加深北方少数民族对武周政权的敌视。
其三、人才凋零。武则天统治期间杀人如麻,且不说唐朝宗室几乎被屠戮殆尽!遭到杀害的文武大臣、州牧刺史更是不计其数。程务挺、黑齿常之、王方翼、李孝逸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武将,尽皆惨死于武则天之手。以裴行俭为代表一批精于国事的文臣也在武周全力打压下,或抑郁而终,或被迫潜于府邸不问世事。失去这些名臣宿将,武周军队战斗力跌到唐朝开国以来的冰点。这也是后突厥终能独立复国,李尽忠、孙万荣敢于公然叛乱的重要原因。
受以上三点因素影响,营州之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李尽忠自号“无上可汗”,这既是契丹人首次称汗。而汗号中“无上”二字,也充满了对武周政权的极大蔑视。叛军首领孙万荣围还在声讨武周政权檄文中,公然打出“何不归我庐陵王?(唐中宗李显)”的政治旗号。
有人认为,契丹叛众既然打出“何不还我庐陵王”的政治旗号,等于表明此次叛乱的政治目标就是要恢复唐朝,对于此种观点笔者抱有不同意见。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匈奴刘渊也曾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哪!刘渊还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建造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位予以祭祀。但这一切只是为了笼络人心而已,事实上刘渊并没有拥立汉皇后裔为帝,反倒他自己坐上帝位,建立汉赵政权。同理契丹叛众打出的政治口号,未必就能和其真实政治目的相对应。不过在争取周边各族支持上,契丹叛众提出的政治口号确实产生了显著效果。一句“何不归我庐陵王?”立即唤起各族百姓对往昔大唐气象的无尽怀念与不舍向往。早就不屑也着实不堪武周统治的营州各族百姓群起响应。在民众支持下,短短十日间营州叛众激增至数万。
叛军占据营州后斗志高昂,李尽忠以孙万荣为前锋不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眼见营州叛乱骤起,武周政权果断予以全力镇压,但李尽忠着实谋略过人,而武周派来讨伐的将领又多为泛泛之辈不敌李尽忠。于是战事上出现明显有利于契丹叛众的一边倒态势。八月,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等二十八将与契丹战于硖石谷。武周几乎全军覆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被契丹叛众俘获。即便遭遇如此惨败,武则天依然不肯妥协继续坚持以武力平定叛乱。武则天如此执着也很好理解,营州叛众胆敢打出中兴唐朝旗号彻底把不可一世的武则天激怒了。
九月,武则天接连下令,“天下囚犯及官民家奴有勇力的,官府给钱赎出,发往前线进攻契丹”。崤山以东靠近边地各州设置武骑团兵。任命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右拾遗陈子昂为总管府参谋讨伐契丹叛众。还是九月,李尽忠病死,叛军另一首领孙万荣接替其位置。孙万荣是李尽忠妻弟,其先祖孙敖曹原为契丹一个部落酋长。唐初,孙敖曹及其部众归附唐朝,唐高祖李渊将之安置在营州城傍边,并授予孙敖曹云麾将军职,行辽州总管。武则天时,继任部落酋长的孙万荣官拜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早年孙万荣曾为侍子入朝为质因而深知武周虚实,但见武周政权内忧外患,孙万荣与姐夫李尽忠商议共同敲定举兵大计。继承李尽忠位置成为营州叛众最高首领后,同样极具军事才华的孙万荣在与武周军作战中,充分展现出异常凶悍狡黠的指挥能力。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三月十二日,清边道总管王孝杰、左羽林将军苏宏晖等领兵十七万汹汹而来,与契丹叛众激战于东硖石谷。主将王孝杰亲率一支精兵孤军深入不幸中计,被孙万荣诱至悬崖绝境。在契丹叛军凶悍围逼下王孝杰坠崖身亡,所部将士也几乎全部战没。
其实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最为璀璨的时代。即便武周时期,擅长统兵征战的将帅也比比皆是,可武周政权出于忌惮就是不敢启用。武则天委以重任的都是武氏子弟各个烂泥不扶上墙,这等无能之辈哪能敌得过如狼似虎的契丹叛众。武攸宜率军进至渔阳得知王孝杰所部覆没消息,军中震惊竟至不敢再继续前进。反观契丹叛众乘胜侵扰幽州,攻陷城池劫掠官吏百姓,武攸宜派兵前往救援但被契丹叛众击败。四月十八日,武则天又命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何迦密领兵进攻契丹。五月初八,再命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与沙吒忠义领兵二十万进攻契丹。武懿宗领兵进至赵州时,听说契丹将领骆务整引数千骑将到冀州,武懿宗当即被吓破胆执意要南逃。部下劝谏,敌人没有辎重全靠抢掠作给养,我们若屯兵拒守他们势必瓦解,然后乘机进击可获成功。但武懿宗哪里肯听仓皇退守相州,丢弃军用物资和武器无数。正是武周军表现怯懦至极,大大助长契丹叛众嚣张气焰及其对武周政权的深深蔑视。为继续恫吓武周,区区几千契丹兵在赵州城肆无忌惮地屠戮百姓,目的却只为杀人竖威。